一、人物传

朱襄（约1486—1512），汉阳县丰乐里（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19岁补廪生。以慷慨好义、孝顺父母而名闻乡里。他在居室内书写条幅以自警：“人能以爱子之心爱父母，则无往而非孝也。”明正德七年（1512年）秋，乘船至约食墩（今柏泉农场钥匙墩）遇贼人抢夺民财，误将贼人当成官兵而呼告制止，朱襄不幸溺水身亡。

同乡黄希凯等人敬重其美德，在约食墩上立祠祭祀。当时名流尚书边贡、侍郎汪东峰、都御史林廷玉、学士廖洞野、编修陆少石、布政使陆石溪、按察使于器之以及戴龙山、张南川、翁东崖、萧两湖等数十人到祠中凭吊他，并留下凭吊的诗文。

张之光（1576—1645），字潜储，号直浩，汉阳县丰乐里（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张之光幼年即考入县学，早负盛名，与同宗兄弟恢浩、申浩、培浩等诗文唱酬，十分密切。后来，同乡友人中，以“浩”字为名字、而又有文才者，不计较辈分、贫富，结成“十浩社”，名重一时。张之光性情刚毅，处事果敢，家境宽裕，轻财仗义。凡涉及全县或利或弊的大事，张之光不惜破费向当政者陈述，使利得以兴，弊得以除。知府为表彰他的义举，赠送他“清峰一士”的匾牌。明末兵荒马乱，张之光组织乡村长各带领数十个青壮年村民，巡查守护，使家乡免受兵难。

张士彦（1580—1646），字恢浩，汉阳县丰乐里（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明代，丰乐里曾担负走马之役，每次需数百金，张士彦总是独自统付，以免家族内人为此倾家荡产。他重修东流港、石潭泾二桥，方便乡民交通。他购置义田，延请塾师，兴办义学，使家族中子弟受到良好的教育。明末，苦于兵灾，他卖田产购置战具，修筑水陆二砦，组织乡勇应对，保障地方安全。

刘朝阙（1580—1653），字觐光，汉阳县巨龙岗（今属东西湖区东山农场）人。刘朝阙既能读书，又善理财，家中大厦连云，良田成锦。他博览群书，苦心研读，勤学好问，精于国学经史子集，从而笃学成才，由明经补光禄署别驾，汉阳县令经常登门拜访，或讨论学术问题，或请教治理之策。

巨龙岗位于低湖荒野之地，水患频发，十年九不收。每遇灾年，刘朝阙总是将自家的储备粮分发给族中贫困人家，不让他们四处乞讨、流亡他乡。每遇无力举办婚丧大事者，他便解囊相济。对待借钱无力偿还之人则干脆将借据退还他们。

明崇祯17年（1644年），明败将左标、费徐等驻兵涢口，军纪败坏，散兵流寇扰民。初夏，放驳船至巨龙岗掳掠，看见楼房湾寨中房屋高大成片，财物牛马屯聚，十分富足，便悉力围攻。刘朝阙虽发动族民筑修土寨抵御，让青壮年人日夜坚守，但是终难御敌，土寨被攻破，刘氏家庭遭受蹂躏、死伤者甚多。其中刘朝阙之三儿媳程氏及四儿等皆被捆梆，押上驳船运抵涢口，程氏宁可玉碎，不求瓦全投河自尽，又被箭矢穿身溺水而亡。三儿刘一晋从任职地赶回，因愤懑至极而死，时年仅36岁。刘朝阙承受了生平巨大的悲痛，又悉心安抚家庭，使生活归于平静，于清顺治癸巳年（1653年）卒，寿73。刘朝阙有八子，其中三子一晋，字主钦，官为守备。四子一泰，字念环，两次中副车，后辈皆有作为。

张京（1580—1659），字肖极（或肖吉），汉阳县丰乐里（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六甲塆人。为县诸生时，即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明万历戊午年（1618年）乡试中举，随后春试落榜，被任陕西三原县教谕，不久提任固原州知州，转任延安府同知。洪承畴镇守三边时，用兵常与张京谋划，并推荐提拔张京为洮岷兵备副使。

明崇祯六年（1633年），李自成起义，陕西各城驻军全部溃败。1644、1645年北京和南京相继失陷，张献忠起义军攻取重庆后进取成都，张京收拾残兵进入重庆境，与四川巡抚马乾、副总兵曾英乘机袭取重庆。清顺治三年（1646年），孙可望、李定国率败兵突袭重庆，马乾、曾英战死，张京退守山中，南明唐王授张京四川巡抚。于是张京收拾残部，打算整合四川全境。但是没过多久，唐王又任命詹天颜、范光炎分别为川南、川北巡抚。事权不一，张京不能有所作为。

清顺治三年（1646年），唐王兵败，桂王即位。桂王为借助起义军牵制清兵，看中张京的作用，加封张京为兵部尚书。顺治七年（1650年），桂王政权内部争权夺利，张京则以原四川巡抚的身份，从中召集逃散的士兵，联络各路将领抗清护明。当时，王光兴、郝永忠、刘体元、袁宗第、托天宝、谭宏、谭谊、谭文等都在川东。张京劝他们耕种闲田补充军需，不要轻易扰民，从而使当地百姓日渐安居，生产逐步恢复，兵势也随之强盛。这就是当时所称的“十三家兵”。张京则带兵驻扎在长江南岸。他们与云南、贵州等地的南明势力遥相呼应，渐成气候。桂王命张京总督四川。

顺治九年（1652年）冬，降清明将洪承畴驻守长沙，经略两广。因害怕张京声威，于是拘捕其长子张邦宪，命其次子张邦宁带上他的手札去招降。手札略云：“能倒戈相向，当待以元勋。”张京回信道：“不穀坚贞尽瘁，以捍牧圉，撑住西川半壁。妻子匪所计也。”清陕西总督李国英暗地写信招降，也被张京严词拒绝。

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平西王吴三桂由汉中大举进攻四川、云南，孙可望降清，只有西山十三家兵结成营寨固守。随后吴三桂南征，仅留偏师守重庆。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二月初，张京协助文安之督促刘体元、袁宗第等十三家兵共12万，组成水师围攻重庆。不料此间谭谊与谭文关系恶化，谭谊领人乘小船至谭文营中，杀死谭文，并约同谭宏投降清总督李国英，由此，导致围攻重庆失败。总兵都督张宿、给事中谢珮劝张京离去。张京坚守不离，隔日，为清兵所俘。吴三桂又许以高官，劝他投降。张京坚拒不从，作《绝命诗》（见艺文篇）一首，悒悒而终。

张三异（1609—1691），字鲁如，号禹木，汉阳县丰乐里（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清顺治戊子年（1648年），乡试名列榜首，己丑年（1649年）进士。

初任陕西延长县令，正遇上旱灾和蝗灾。张三异夜露中求雨，组织百姓灭蝗，不辞劳苦，并捐资助赈，平价卖粮，救活不少灾民。县民因此为张三异建立生祠，列为当地名宦。不久，张三异升任南阳府丞。剿抚境内拐河响贼庾某等贼众，除首恶外，胁从者全部释放归农。此期政绩被收录在《南阳名宦录》中。嗣后，张三异转任福建邵武府丞，按例考核为上等，当地人在长虹桥建祠纪念他。后升任浙江绍兴府知府。

张三异在延长、南阳、邵武任职期间，凡前任断结不了的大案要案，他一接手即可断结，还平反了不少冤案、错案，有“片言断案”的美称。在绍兴任职期间，政绩更加卓著。

张三异家教严整，十分注意对后辈的教育培养。三个儿子伯琮、仲璜、叔珽都为官在外，他时常告诫他们：“汝辈第守祖父母‘清白忠厚，不爱钱，做好官’之训，尤以活人为念。”“宜缄默，毋自矜侈，宜省刑，毋多事以扰民……惟谦惟和，以宽以恕。”三个儿子均能恪尽职守，政绩显著（另有传）。他有胞侄17人，他给他们每人良田30亩，供他们读书之用。

张氏宗族人丁兴旺，同居一乡者达千余户。晚年张三异为宗族和地方公益事而忙碌。他为宗族修建祭祠，购置祭田，每年祭祀香火不断。他周济乡邻的贫困户，帮助办理婚丧大事；捐资数百金修建桥梁，方便乡民交通。

张三异才华横溢，作文不用草稿，下笔千言，神形兼备，与当时名家熊、刘不差上下。生平著作宏富，如《雪史》、《痴龙文集》、《诗家全体》、《来青园文集》、《廿一史弹词》等。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夏天，张三异近80岁，在躲避夏逢龙叛乱的兵祸途中，还著有《江城纪事》一集。

汪僎（约1625—1698），字升公，号柏麓，汉阳县丰乐里（今东西湖柏泉农场）人。禀赋奇特，9岁就能提笔作文，13岁入县学，16岁食饩，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曾两次中副榜。1670年，依例任荆州教职，后转任石首教职。一年后，制抚蔡某聘汪僎作平叛参谋，出奇制胜，叛党溃败逃散。蔡制抚准备向上级报功予以重任，汪僎极力推辞，仍任原职。不久迁任麻城教谕，升格代理县政事务，勅授文林郎。60多岁辞官归里，闭门著书。著作有《五经汇纂》、《古文汇纂》、《厥贡初集二集》、《维贡初集二集》等付印问世。1689年大灾大饥，捐出储蓄粮食千余石，赈救贫困人家，为后世传颂不衰。

张伯琮（1646—1731），字璧九，号鹤湄，汉阳县丰乐里（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自幼聪慧，20岁中举，经考试授中书舍人，初补江西建昌同知，改任云南临安同知。上司非常器重他，将他留在省城协助案件审理。任满，提拔为福州知府，因守父丧未到任，起补江西抚州知府。在抚州，他拒绝馈赠，革除陋弊，鼓励农耕，周济贫困，治内民风转化。以两次政绩考核“卓异”，转任陕西榆林道。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升任河南按察使，清廉严明。不久，就地转任布政使，后又就地转任巡抚。他督促官吏，勤政为民，著有《豫省奏议》。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告老还乡。

张伯琮于书无所不读，兼习佛教理论。工书法，尤以擘窠大字驰名。曾在峨眉山摩崖石壁上书“佛都”二字，字径十尺，观者赞叹不已。

张伯琮有7个儿子。坦让、天谟、坦谔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同榜举人，坦让官至汾州知府，天谟任奉新知县，坦谔英年早逝；天训、坦议、坦谏都以明经起家，天训任象州知州，坦议任榆绥兵备道，坦谏任汉中府同知。

刘嘉泳（1657—1731），字揆晳，号晴麓，汉阳县巨龙岗（今属东西湖区东山农场）人。19岁即为廪生，所作文章，高浑朴茂，博大精深。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乡试中举，1705年依例候补知县，因恋家而辞不赴职，与其弟侍奉于父亲左右。父亲去世后，雍正初年被荐授吉阳学官，仍不就职。晚年寄情山水。外出则足迹所经，发为歌咏，皆堪不朽；乡居则筑室建亭，携弟侄辈，诗酒徜徉。奖励后学，体恤孤寡。其襟怀高古，超凡脱俗之风，为里中人称道。与同里文人劳必达、孙章合称“禹峰三子”。著作有《禹峰试草》（与劳、孙合集）以及《晚近居试赋》行世。

刘家谟（1665—1744），字典次，号巨泉，汉阳县巨龙岗（今属东西湖区东山农场）人。18岁入县学，19岁为廪生，清康熙辛丑（1721年）依例任沔阳州司训。沔阳有旧官署，明代毁于兵火。他捐银四百多两修葺一新。他对本职工作十分勤勉，多次受到学使褒奖。受派踏修沔西樟拓垸，十数年未溃口。又于雍正丁未年（1727年）组织修筑沔州王塆溃堤数百丈，深得上级信任。雍正乙卯年（1735年）升任湖南长沙浏阳县教谕，捐金修葺学宫戟门，后又协助筹资重修学宫，与在沔州一样恪尽职守，最后卒于学署。为表彰他的功绩，当地士民建立《刘老夫子遗爱碑》。

张叔珽（1666—1734），字方客，号鹄严，别号樗翁，汉阳县丰乐里（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生性颖悟，参加县试，首选入庠。但在科举考试中不太顺利。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由明经任江南徽州同知。履任时正值原太守退休，他兼管府署事务，工作游刃有余。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管理东流县，清除历年累积欠税，申请免除了芦税，当地百姓感恩戴德。因政绩显著，依例提拔为知府，但此时张叔珽已厌倦仕途，称病辞官回乡。

回乡后，以著书和教育后代为乐事。所著文章诗赋都收录在《郪啸集》中。张叔珽乐善好施，为教育后代而举办义学，为表彰苦节、方便交通而修牌坊、建桥梁，宗族乡里受益颇多。雍正元年（1723年），张叔珽见东流港桥、石潭泾桥被水冲毁，乡民行路艰难，便自筹巨资，将两座大桥修复一新。修复后的东流港桥长50丈，宽1丈，高1丈；石潭泾桥长98丈，宽1丈2尺，高1丈5尺。

张坦麟（1677—1750），字画臣，汉阳县丰乐里（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与其弟张坦熊同为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举人。

初任户部主事，为赵恭毅、张清恪大司农所器重，被荐任通州仓监督。雍正元年（1723年），累升迁至鸿胪寺卿，三年授两淮盐运使，五年晋升江苏布政使。在江苏与巡抚陈时夏意见不合，六年正月调山东时，陈指使江苏新任布政使赵向奎擅造伪证，勒赔巨额银两，以阻止其赴任。清世宗（雍正皇帝）震怒，将陈时夏贬任山东布政使，而让张坦麟任山东巡抚，在陈之上。七月补任内阁学士，仍留山东，八月移任江西。七年闰七月应召回京，十一月奉命往南河，会同河道总督孙毓恂协办高堰工程。八年母亲去世，奏请回籍奔丧，经讨论，令其在工守制（即在任上服丧），直至十年工程竣工，才回籍服丧。雍正十一年正月，浙江修筑海塘出现问题，奉命前往襄办。海塘修筑会总理大臣程元章与副都统隆升意见分歧，不接受张坦麟的意见建议，致使塘工屡溃，经部讨论，拟将张坦麟降一级调用。世宗旨意：从宽免其调用，仍令其督修海塘工程。乾隆元年（1736年），程元章、隆升被解职，以大学士稽曾筠总理海塘工程，仍留张坦麟襄办。乾隆二年正月回京城，不久任仓场侍郎，五月拔任江苏巡抚，八月，出任安徽按察使，因疾病去职还乡。

张坦麟生性严谨，勤于政事，颇得清世宗欢心，屡被破格提拔，委以重任。旷遇殊恩，张坦麟忘身感奋，遇事不避嫌怨，剔除弊端，一尘不染，遭到庸官们朋比排挤，孤立无援，年届花甲，忧愤成疾。其历官政绩以及奏议都随皇帝的朱批谕旨保存在皇家档案中。

退职后，张坦麟在汉阳县蔡甸镇租房居住，足迹不入府城，与身为布衣时的两三个旧友诗酒唱酬，不问政事，悠闲自得十余年而卒。他生平著作很多，但因为官清廉，无力刊行，现存者仅为传抄下来的散帙。

张坦熊（约1679—？），字详男，号郎湖，汉阳县丰乐里（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举人。初任浙江桐庐县令，调仁和县令，补玉环同知，擢守台州，不久转任天津道，乾隆三年（1738年）升任云南按察使，乾隆十六年（1751年）去职还乡。在任数十年，南北辗转，所到之处，均有善政。其胸怀坦荡，足智多谋，精明讯案，处变不惊，不畏权势，持正惠民，留下许多佳话。

张坦熊在仁和县率先执行有利于贫穷农民的“摊丁入亩”政令。钱塘县令慑于富绅势力，久议不决。钱塘乡民敲锣聚众，进入北新关鼓噪罢市。县令仓皇失措，求助于张坦熊。张坦熊知抚军李卫处事素来果敢严厉，若其派兵镇压，势必滋成巨案，于是单骑赶至北新关。乡民听说是仁和张县令到，很快安静下来。张坦熊好言安抚，众乡民欢呼散归。抚军李卫接到乡民闹事的警报，急传张坦熊见。有人说张坦熊躲出城了。抚军十分愤怒，正派亲兵去抓张坦熊，忽有报道：“张县令求见。”抚军怒色未消。张坦熊从容说道：“乡民们哪敢对抗钱塘县令？只不过是为摊丁入亩的事请求恩典。坦熊已经转令他们回乡候示。”抚军改容，连呼“好官”，赞不绝口，随即下令督办。钱塘县摊丁入亩的事5天告竣，上下帖然。

在仁和县，某将军的女婿夜闯民宅，被羁押到县衙仍然仗势咆哮不已。张坦熊厉声制止，连夜依法严办。次日清晨，抚军传见，责怪他与将军对抗。张坦熊说：“将军素以贤明著称，我是怕他女婿败坏他的名声。此案已经上报，等待批准执行。”抚军无可奈何，只得转交理事官审释。又，按规定，每隔3年送一次死亡满兵的遗骨回京，地方官须用车船伺应，士兵往往借此机会恣意勒索渔利。张坦熊到任之后，将军告诫士兵：“这个官可不能与以前的相比，你们要谨慎行事，触犯刑律，我不会袒护你们。”因而地方与军队相安无事。某一天，将军宴请宾客，张坦熊应邀而至。将军对张坦熊说：“你真厉害！”张坦熊回答说：“坦熊不知道利害，则有厉害；如果知道利害，就不敢厉害了。”满座宾客莞尔而笑。

汪大豫（1787—1835），字介石，汉阳县丰乐里（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性情坦荡磊落，喜欢探究奇特事物，除研究经史外，旁及奇门遁甲、阴阳术数等。中年以后，专攻医学，寻求济世活人之道。虽然住在偏僻乡间，每天登门求医的人络绎不绝。他对求医病人，按症施治，无不得心应手，药到病除，因此有“半仙”之称。著有《药性赋注》。

刘传曾（1799—1880），字省吾，号唯庭，汉阳县北乡巨龙岗（今属东西湖区东山农场）人。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汉水暴涨漫溢，田庐漂没，乡民流离失所。刘传曾通过某盐商集钱万串，散给乡民，使得复业。次年乡试中举，被陕甘地区视学聘为襄校，负责选刊考试文书。咸丰二年（1852年），刘传曾中副榜大挑一等,安排到河南任职，以知县分发南河试用。因寇犯事需绕道先赴海州直隶州，恰遇水灾，刘即劝助赈济，平抑粮价，减轻刑狱、平息诉讼，人皆称颂为“刘青天”。离开时，群众夹道相送，咸丰乙卯年（1855年），帮办沐阳县事，审理匪案时，澄清和挽救了不少受株连者。又管理江北粮台事务，以劳绩受任同知直隶州知州，接着又升任知府。咸末己未年（1859年）担任考试卷官。进入同治元年（1863年），赴兴化县任职。当时邻县阜宁失陷，情势危难，刘传曾刚柔并用，一面慰抚练勇困守本土，拿巨资以助济兵差，一面向上级禀报大营在民间滋事，致使都司以安抚民众。此时，又江北诬告客民为匪徒，当局派人查获楚船十余家，准备将其杀尽。府君刘传曾则认真问讯直至深夜，乃分清是非缘由，终于使楚民获释。举化县百姓已感受到刘传曾给黎民带来的好处，像刘一样刑狱必实事求是，以慈祥之心待之，催缴租税，应以仁恕为怀，这样才能受到民众拥戴。刘传曾作风正派，务实为民，处处行政，皆有政声，被补用同知直隶州知州，后又以知府补用。并赔封刘传曾上辈三代先祖考妣以三品诰封。刘离任时，当地绅士为其在三贤祠供奉长生禄牌位，在民间流传有“安得官慈、比母慈”的赞美诗句，同治丁卯年（1867年）任杨州府河务同知，第二年任通州直隶州知州，上任两个月清理宿案百余件，均秉公执法，公开、公正、公平办案，被百姓诵称为“生佛”（活菩萨）。然因年岁已高而隐退。回乡后，仍日手一册，读书不止，著有《二知堂诗文集》及《制艺》若干卷。

冯礼藩（1816—1886），字介安，晚年号七休居士，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举人。初被聘入胡林翼幕府，当时名流如都兴阿、湖广巡抚李某以及严树声等，都争相迎致，待为上宾；多隆阿更以弟子身份事之。因累积功劳，官至花翎盐运使，负责江西、两浙盐运事务。俸禄所入，多用于搜购古籍，家中藏书十分丰富。学习唐代杜暹的治学方法，校勘编目纪事，著作有《驹隙偶存》、《漆修札记》、《云溪文存》、《东征纪略》、《沪杭杂记》、《读礼日记》、《长江七省舆图》等。

刘传莹（1817年－1848），字实甫，号椒云。汉阳县北乡巨龙岗（今属东西湖区东山农场）人。祖父方行为湖北名儒，嘉庆元年以孝廉方正应举，著《达成堂稿》四卷、《正体诗谱》六卷及《蒙养正宗》、《廿二史管见》、《诗法》各数十卷行世。父亲正柏，少年博学，名噪文场。

刘传莹天资超绝常人，四岁能作诗，13岁考上由府县供养的学生员，被当时著名学者、湖北学使吴其濬视作奇童，赋诗予以褒奖。道光19年（1839年）乡试中举，授国子监诚心堂学正职务。

他最初熟读浙江德清胡渭、太原阎若璩之书，笃嗜若渴，反复研究。既而尽窥清代早中期巨儒治学之绪，且对于历代文学大家诗文之法，以及方舆六书九数之学，皆得要领。后又痛革故常，转而研究程朱理学，并身体力行。

刘传莹自幼体质较差，加之学业庞杂，长期刻苦攻读，不注意调节和保养，以至心力交瘁。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二月，因病弃官回乡，设馆授徒，自食其力。在教学中，他反对当时“以富贵利达为志”的科举应试教育，倡导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以“尽伦复性”为目的教育，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他又厉行孝悌，规划家政。可惜当年9月18日病逝，年仅31岁。

一个月之后，讣告传至京城，曾国藩在宅旁的道院中设刘传莹灵堂，遍告其旧友。旧友纷纷赶往吊唁，无不痛哭失声。宣统元年（1909年），翰林院侍讲李哲明等42人奏请，将刘传莹列入国史《儒林传》。

刘传莹编辑整理的朱熹《孟子要略》，经曾国藩校正刊行，另有著作《汉魏石经考》（一卷）、《觉书日记》、《刘椒云遗书》（一卷）经其友人整理梓行。

赵敦谦（1820—1879），字益三，号虚舟，汉阳县北乡团林赵村（今属东西湖区三店农场）人，国学生，庠名树德。自幼读书即已解大意，作为文章，名声渐起，后执教于乡里。对学生极其负责，常以误人子弟为戒。平素见义勇为，乐善好施。清道光二十八、二十九年（1848、1849年），大水为灾，赵敦谦带家人避居罗家塆。见到逃荒者挤满道路，倒毙者枕藉沟壑，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租谷百斛，散施给灾民，一时赖以存活者不下数百人。

黄光崇（1820—1897），字宗山，学名观型，汉阳县柏泉（今属东西湖区柏泉农场）小黄塆人，贡生。在地方以孝敬母亲闻名，竭力维持一方公益事业。清光绪十年（1884年），倡导地方乡绅在西湖中修筑救命墩三座，供往来船只躲避风浪。光绪十三年，募款重修马家桥，方便行人。

刘世仲（1822—1866），字殿埙，号星予，汉阳县北乡巨龙岗（今属东西湖区东山农场）人。其父刘传韶为汉阳县名宿，在其父的教导下3岁时便开始学习经史及古文词。参加童生考试，操笔立就，冠盖全县，19岁为廪生，名噪诸生中。博览典籍，又以其余力旁及天文、算学、地志、历法、音韵、医术等。其书法由篆隶入手，兼摹晋唐古碑，下笔高古，不蹈时趋。性情耿直，夙怀大志。

咸丰九年（1859年）中举，主考官得卷，击节叹赏，拟为第一。十年进京应试落选。同治二年（1863年）冬投奔时在安徽的曾国藩幕府，名为幕宾，实为参赞，协助军机。其文章如《汉口开河议》、《李壬叔〈六种算书〉跋》、《书郑瑗〈左史论〉后》、《幕府传》等，均脍炙人口，为曾国藩所推重。然而，因事务繁杂，积劳成疾，卒于安徽军营中。经曾国藩奏请获准，追赠同知衔。生平著作多毁于兵燹。

戴者香（1826—1893），字志馨，号廷兰，孝感县广阳乡尚文会戴家台（今属东西湖区辛安渡农场）人。清诰封奉政大夫，钦加同知衔，特授安徽无为州江防同知，代理庐州同知。在无为州任内，曾变卖家中土地，自筹巨款加修当地堤防。后因责打在汛期聚众赌博的李鸿章、李瀚章家人而弃官归里。回家后，以赏花种树自娱，著有《一叶一楼台诗稿》。1889年10月曾参与调解徐、戴二姓为田地出水纠纷酿成的命案。去世后，葬黄始台子。

潘天钟（1827—1902），字秀峰，汉阳县凤栖里长乐畈潘家嘴（今属东西湖区径河农场）人。自幼聪颖好学，然而科举不顺，后以授徒为业。他课徒专心勤勉，视人子弟如己子弟，从不计较学费多少。清光绪二年（1876年）开始经理汉口后湖自新善堂。自新善堂附近正是咸丰五年（1855年）战乱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为便于悼念殉难官兵百姓，协修并经理忠义节烈祠。每年七月十八日（战乱纪念日），地方政要、士绅、百姓都要到该祠举行悼念活动。

汪昶（1830—1883），字韵和，汉阳县柏泉（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县诸生。自幼聪颖异常，博学强识。对应试文章不屑一顾，专心致力于诗词古文，造诣深邃。中年困顿于考场，于是放弃科举仕进之路，专心研究经史百家，游历天下名山大川、通都盛邑，以诗文与当时的名人学士交往。虽穷困潦倒，但其作品掷地有声，新作一出，名公巨卿争相敬重，以先睹为快。晚年，应浙江彭匀庭聘请，在湖北巡抚公署设帐授徒。后郁郁不得志，抱病而终，葬于柏泉睡虎山下的团山。

汪昶著作有《松生文集》二卷、《柏井集》六卷、《易象预防》六卷、《忠臣孝子诗》若干卷、《言志诗集》前后编八卷，经晚清兵燹之后，版本损失殆尽。晚年的诗文多散失。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其家人搜获《柏井集》一部，重新付印；又得《孝子诗》抄本，密昌墀为之作序，更名为《锡类篇》拟予印行。

傅和尚（约1830—1895），名法印，汉阳县柏泉（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出生就吃素。少年时学箍桶业。年三十到汉口甘露寺蓄发住持，不久削发回柏泉睡虎山广王庙为僧，颇具修行功夫。清同治末年，被推举为汉口甘露寺方丈。

傅和尚起居饮食同凡人不同，每餐仅吃饭一碗，不计碗之大小；无论寒暑，总是身穿破僧衣，赤脚穿草鞋，所以人们称他为“赤脚和尚”。光绪八年（1882年）入主汉口安定巷鲁班阁。十多年后圆寂，在其骨灰中寻得几枚舍利子。

刘世佑（1838—1915），字季申，号吉云，汉阳县巨龙岗（今属东西湖区东山农场）人，府廪生，候选盐大使。自幼聪颖，潜心致力于学。凡经史子集以及秦汉以下诸书，无不研究。与胞兄刘介卿一起在府学读书，每次考试，则冠全学，名噪一时。清光绪乙亥（1899年）援例以岁进士候选训导，但他不求仕进，依然闭门读书，以进德修业自勉。平素行为端正，接物谦和，周急恤贫，见义勇为。殷家嘴、李家嘴、沧泉河至泾河等路，频年冲毁，泥淖坑坎，行旅艰难。刘世佑不惜资金，常加培修。过路行人，无不称颂。辛亥革命后避居乡间，不问是非，惟以琴书自娱。

张行简（1835—1906），字敬亭，号儒三，汉阳县柏泉（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15岁入县学，17岁为廪生，24岁列副榜，32岁中举。初任水部郎官，不久改任知县，又改选为蕲水县学官，候选国子监学正。后弃官退居，以著书立说和教子孙读书为事。

著述有《四书骈字集解》、《啸孙轩攒存》、《啸孙轩诗文集》、《春秋分合纂》等。清同治六年（1867年）汉阳县编修县志，被聘为分纂，后因赴京而未终其事。次年回乡，新志告成，谬误甚多而遭邑人批评。张行简著《汉阳县志沿革表疑》，对新志《沿革表》中的疑点一一考证，又偕同学许盛春著《汉阳县志校》，纠正新志讹谬数十条。光绪十年（1884年）独自编纂印行《汉阳县识》，知县濮文昶称其为“以邑人谈邑事，易于传信。括以《三略》，附以《七錄》，若网若纲，要而不繁，简而不漏。”此外校刊书籍有《来青园诗文集》、《郪啸轩诗文集》（并编次年谱）、《张氏诒糓遗集》、《榘选公文集》、《张氏墨存》等。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冬，在家乡西湖中绳草场旁黄脚湖修筑“救命墩”一座，以救助夏秋水涨船舶翻覆溺水之人。

潘光义（1844—1926），汉川县潘家垴（今属东西湖区新沟镇县河大队）人，县诸生。有功德心，重公益事，地方修桥梁，补道路，设义渡，培义塜，无不乐意捐助。当地长期以青泥湖水泛滥为忧，潘光义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召集四邻乡绅、要人，建造堤垸，垸名为“永盛垸”。随后，还组织修建了北闸。

密昌墀（1852—1919年），字丹阶，号孑公，汉阳县北乡巨龙岗兰图嘴（今属东西湖区东山农场）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任山西徐沟县知县。密勤于民事，常轻骑简从下乡察访，因而有“密青天”之誉。1899年，奉旨进京，朝见慈禧和光绪，陈述时政得失，评价当代人物，并谓“太后不可不慈，圣上不可不孝”，听者为之动容。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挟光绪仓皇出逃西安，路过徐沟，密得召见，力陈两宫出走是不顾社稷安危的失策，同时对义和团颇多诋毁。次日，慈禧、光绪驻罗村，密看到太监向村民勒索布匹，即厉声呵斥，并借机斥责误国的王公大臣，后终以“大不敬”的罪名免职。1901年初夏，八国联军直逼山西，守土者兵溃官逃，省城一片惊惶。密临危受命，代理平定州知州。因安抚官兵、调护人民，成绩卓著，1901年冬，补授绛州州官。数月后，被山西巡抚岑春煊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罢官。密离任时两袖清风，谢绝地方绅民馈赠，卖书还乡。

1902年秋，有河南河道总督、湖广总督、湖南巡抚相召，密三次婉拒，隐居乡里，以教书为生。1905年，家乡遭水灾，密力劝湖广总督张之洞开仓“平粜”，救活很多灾民。为了根治水患，密倡议修筑平城垸，历尽艰辛，多方奔走筹措经费。于1918年动工，1919年夏，西段大堤基本竣工。不料，因汉江上游干堤狮子口段溃堤，被洪峰冲垮，前功尽弃。

1907年，张之洞下令拆除汉口城垣，修筑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硚口至江汉路一段），并将地基变价出售，用来赎买“比国租界”地皮。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密不畏权势，肩负绅商重托，先后向张上了“两禀一书”表示反对，指出这是“官吏扎台，巧夺民利”，进而责以大义，晓以利害，终于使张收回成命，另行筹款交付比利时，并将修筑后城马路事改为官商合办。随后，密又赞助夏口厅同知冯筼，利用拆城旧砖，将堤街（今长堤街）外大观音阁改建为夏口厅高等小学堂，密主持校务，还曾参与筹建夏口厅劝学所。成为硚口地区公办教育的创始人。

1909年，密任湖广咨议局议员。清政府与英、法等国银行团草签借款合同，将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送给外国人，武汉各界群起反对。密与刘心源、张伯烈作为湖北商办铁路协会代表进京请愿。入京后，密等与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严辞辩驳，据理力争，一再要求拒外债、保利权、归商办。几经周折，使借款草约未能批准生效。两路收归国有后，由官商合办，密不占一席，也不荐一人。

中华民国成立后，密囿于传统观念，不肯剪辫而在头顶挽一高髻，佯狂自恣，自号“魋结老道”，人称“密疯子”。1917年，应聘为《夏口县志》审稿，不及看到该书印成，即病逝于汉口。

密善于诗文，蜚声江汉。底稿多随手散佚，其学生及子孙虽有辑录，但未付梓。宦诲之所编的《汉上消闲集》卷首载其文2篇、诗89首；众口争传的上张之洞两禀一书则被收入《夏口县志》。

潘德海（1856—1916），字为山，夏口县五区三家店上塆（今属东西湖区三店农场）人。幼年入塾读书即能成诵。咸丰同治年间战乱频仍，家产全遭破坏，于是弃学经商，足迹几乎遍及各省。在京城受到一些名公巨卿的青睐，因以纳粮铨叙候选州同，加五品衔。他无意于功名，回到家乡，先后在汉口创办元通转运局、乾记质当行、恒昌轧花厂等。十年之间，惨淡经营，且因仗义疏财，耗损巨资。后组织汇泰猪鬃号，形势才好转。他尤好施与，对于亲戚、同乡中贫困的人，都给予周济，毫不吝啬或厌倦。尽管家境兴旺，却勤劳俭朴，自强不息。

潘德海妻刘氏，有古代贤女之风。丈夫早年漫游四方，常年在外，其大哥疾病缠身，且不善于持家，二哥早逝。爹娘在堂，儿女绕膝，刘氏一人刻苦支撑家务，上敬父母，下育子女，妻代夫职。丈夫一度受连累避难芜湖，她千里迢迢带领孩子前去探视，不久一起回归。丈夫去世后，按其意愿，治家实行“三训”：济人、勤俭、读书。当地士绅张碧泉在汉口创办道心女学校，她捐赠千金以助。其他如赈米施棺等善行甚多。

刘歆生（1858—1941），名祥，字人祥。汉阳柏泉（今武汉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幼年替人放鸭，后随父定居于汉阳龟山脚下，以牧牛挤牛奶谋生。信奉天主教，曾入教会学校学英语、法语。

初进汉口太古渝洋行当练习生、写字兼上街，不久调往沙宜任要职，收入渐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法商在汉组织立兴洋行，刘经教会介绍任买办。随后自设立兴行万顺号，互助其间，盈利倍增。1902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汉口开设分行，刘又兼该分行买办并自设阜昌钱庄。自1900年起先后投资兴办刘万顺牛皮行、刘万顺转运行（后改为大成东方转运公司）、湖北商办铁路公司、歆记机器铁工厂、歆生填土公司、歆生榨油厂和豆饼厂、毛皮制造所、炭山塆煤矿和江西铜矿等企业。1902年，张之洞因资金匮乏，责成地方委请商家集资承租官办电话局，1904年组成电话公司，刘任董事，这是全国官督商办之始。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鄂兴办洋务，为筹款而出卖公共地产。汉口后湖方圆百里，刘低价购进大片荒湖土地。1905年，张公堤建成，荒泽变成良田，上自舵落口，下至丹水池，西起张公堤，南到铁路边的地区竟有四分之一属刘所有。

1907年，汉口后城城垣拆除，改为后城马路。刘拥有马路两旁的湖墩、土垱，遂雇河南民工，架设轻轨运土填基，达到标高后即建成房屋铺面出租，取得利润后再向新的地皮投资。时闹市区日渐形成，他便以自己的名字取名为歆生路（今江汉路北段）；与歆生路相垂直的三条马路也相继建成，定名为歆生一路、歆生二路、歆生三路（今江汉一路、江汉二路、江汉三路）；又以他儿子的名字命名伟雄路（今南京路北段）。包括今胜利街至铁路两旁铺面以及生成里的全部建筑都由刘陆续投资建造，时有“汉口地皮大王”之称。刘在汉口建有私家花园，时称“刘园”，在今江汉路北及武汉剧院周围处。刘晚年经营失误，不得不变卖大部分地产还债，直到1941年病故后，留存地皮面积仍居武汉当时各地产业主之首。

刘能聚财，也肯散财。见有水荒、兵祸、饥馑等灾害或兴建公益事业，无不捐助巨款。张之洞倡修张公堤，捐资60万元；湖南永州水灾、河南安阳旱灾、武汉戊戌（1898年）火灾及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水灾，皆随时备款与各绅商协同放赈。武昌首义期间，资助民军军费100多万元。

刘笃信天主教，不慕虚名，生活节俭。因堤公案、赈款案、教案等，清政府奖以道员衔、赏以花翎，进入中华民国，颁以嘉禾章，授以匾额，皆敬谢不受。虽有幽雅豪华的刘园，除宴集宾客，很少居住；奔走于洋行和权贵之门，安步当车；食以米饭面包为主，穿求轻暖朴素。陋居步行，布衣粗食，终身不变。

刘在故乡的声誉不是很高，与以下两件事或有关系。1905年，他请人在家乡烧制60万块青砖，其中每百块中就有一块印上“光绪乙巳刘歆生制”字样，而且备好大量木石建材，绘制蓝图，拟建豪宅，后中途而辍。中华民国初年，刘的同乡、夏口县名儒密昌墀为根治湖乡水患倡修平城垸，找刘商借为期20年的无息贷款。刘同意贷款，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大堤修成后必须命名“刘公堤”，且刻在里程碑上；允许他修一条环堤铁路，路基和铁路的盈利全归他所有。刘的条件无法满足，贷款未遂，结果大堤功亏一篑，毁于当年的大水。

李凤高（1868—1949），字巨庭，别号拙翁，汉阳县北乡长乐畈夹洲子（今东西湖区径河农场）徐馆人。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步云、父亲隽文均为岁贡生。年二十，因家贫不能完成学业，改学商贸未成，又续修学业。以府学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入两湖书院。因科举制度废止，随本籍人黄嗣东观察在江西办学务有年，卓有成就。辛亥革命期间，携家眷返回家乡。进入中华民国，历任湖北恩施，江西龙南、新淦等县知事，所到之处，均有良好的政绩和声誉，龙南县民刻有去思碑记。晋进南京，从武昌孝廉张裕钊学习书法，初摹赵松雪，后仿北魏《泰山金刚经》，渐至精于汉碑，有名于时，在汉沪间颇为人所珍贵。调任彭泽县职，辞不就任，结茅庐山，直至终年。在庐山东林寺前荒圃中掘得花径残碑，知为白居易咏桃花处，于是种植桃林，修建景白亭，流连风景，与名流题咏成册。庐山名胜处石壁擘窠书多出其手，署名匡庐寓公或慕陶馆主。

赵石桥（1870—1932），字荣煊，汉阳县长乐畈（今东西湖三店农场）人。幼年家道中落，在贫困勤学中成长。及长在家乡设蒙馆，课族间子弟，仅能糊口。辛亥革命后曾经过同乡潘定臣推荐到硚口一家老字号当家庭教师，后来被夏口县模范学堂聘为国文教员。自幼酷爱书法，最膺服清邓石如和郑板桥，故改名“石桥”。成名后，辞去教员职务，以代人书写牌、匾、屏、联为生。不少商家不惜重金厚礼请他写招牌。当时武汉街面上大商店的招牌除冯家灏写的就数他写的较多。

曾广大（1871—1917），字福田，汉阳县巨龙岗曾塆（今属东西湖区东山农场）人。幼时随僧习武，后考入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武备学堂，为第一期学员。毕业后，服役于武昌新军，以军功累升至驻鄂新军第八镇三十一标标统，同黎元洪情谊颇深，并与同乡孙武为首的反清革命团体有着密切的联系。

清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十八日，清政府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抽调鄂省新军两标，开往四川，拟以武力镇压保路风潮。曾率部随端方开赴四川。行至四川资川（今资中县），武昌起义告捷，曾当即会同杨杰臣、胡浩然、陈育亚等革命党人，杀死端方，以示响应，随即将队伍交给陈镇藩率领，昼夜兼程赶回武昌。

1912年，他应黎元洪之邀，任都督府军务司长，继而被聘为顾问，授陆军少将衔。1913年，应广东省省长朱启龄召赴粤。病逝于粤。

张松樵（1872—1960），名世祐，汉阳县柏泉（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万子山人。3岁丧父，10岁始读义学，13岁当学徒。后为吴元济酒店老板女婿，经岳父资助，开设一爿广货店，不久被盗一空。其后当洋货号店员7年，进俄商顺丰洋行当“跑街”8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粤商顺丰洋行买办韦应南组织应昌公司，承租湖北官办纱、布、丝、麻四局，张任纱局协理兼管账房事务，后任管事。1912年升任纱、布、麻三局总管事并一度代理总经理职务。1913年，黎元洪批准楚兴公司接租四局，徐荣廷任总经理，张留布局任管事，并在楚兴公司入股1万两，为该公司董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产纱布畅销，楚兴公司获大利，张积有资金30余万两。

1919年，张痛惜楚兴公司股东每年巨额红利随得随化，又感承租的四局因人事与时局更迭，随时可能解除租约，被迫停业，因而提议创办自营——裕华纱厂。提议得到同仁们的一致赞成，汉口纱业公会出资一半，共筹股金120万元，公推徐荣廷为董事长，张任经理。经过两年的艰苦建设，该厂于1922年3月正式投产。为与日纱竞争，张坚持提高产品质量，改进工艺，奖罚分明，以销定产，使裕华纱厂连续10年盈利。

1922年10月，由原楚兴公司历年积累中抽出210万两筹建的石家庄大兴纺织厂建成投产。1936年裕华、大兴在西安合为大华纱厂，形成裕大华纺织集团，张拥有仅次于徐荣廷和苏汰余的巨额股权，被选为该集团公司常务董事。

武汉沦陷前夕，在汉工厂内迁。张同苏汰余赴重庆，在南岸窍角沱勘定新厂，并主持重庆裕华和成都裕华两厂工作，使4万纱锭得以正常生产。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汉口负责武昌裕华纱厂恢复工作。1946年代理裕大华集团公司董事长。

张虽巨富，但生活俭朴，布衣粗食，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先后在柏泉、巨龙岗等地办有松荫小学10所。对升学学生提供奖学金，支持萧厚生（张的外甥）组织慈善会资助汉口太和医院，每年组织短期医疗队下乡免费为群众治病。

刘家佺（1875—1946），字仙舫，汉阳县柏泉（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清光绪壬寅（1902年）乡试中举，随即被挑选出国，赴柏林学兵工。清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经学部考试复奖给举人，供职于京城。然而，目睹清廷腐败，遂与孙武等相互联络，从事革命活动，参加了武昌首义之战。鄂军都督府成立，任军局局长。南北和议告成，宣统退位时，赴任北京陆军中央各大学教授。北伐后，任陆军部少将科长。卢沟桥事变，积极投身抗日战争，后随国民政府迁重庆。曾译德文军事书籍百余种，其最著名有《Fug联合兵种指挥与战斗》及《TF部队指挥》。日寇投降后复员，不赞成内战，辞职返汉。平生廉洁自律，品格崇高，毫无官僚气习。

李介侯（1876—1956），汉阳县长乐畈（现东西湖区三店农场）李氏么屋塆人。祖辈数代以《易经》为传家之学。童年，其祖父授以卦爻辞的基本知识。及长，师从于汉阳名士李哲民（另有传）和密昌墀（另有传），得到启发，努力钻研20多年，著成《周易常识便读》一书，于1936年付梓。学者张纯一阅后颇为赞赏，誉之为“处草泽饱学之士”。李介侯青年时曾任吴佩孚军需部要员，中华民国时期在武汉兴办房地产，拥有华中里、璇宫饭店房地产及家乡西湖大片草场，在汉口贺衡夫经营桐油出口业的乾昌油行也拥有巨额股本。

李介侯是主持兴筑平城垸的密昌墀的追随者。担任汉阳县委员时，倡修汉城垸。经多方筹募资金，对东西湖全境进行了一次科学测量，并请专家分析，绘制施工图。较之于平城垸，其下段堤线由海口起跨严家渡、东流港至柏泉上塆改为由姑嫂树经李家墩沿府河到柏泉花果园，其余堤线略同。1935年，邀请地方知名人士呈请湖北省政府咨请国民党南京政府拨款16万元，令江汉工程局监修。工程未完，料款告罄，又遇特大洪水，汉江上游决口，已完土方亦被冲垮。此后一再倡议，四方呼吁。1947年初和郑桓武先生（抗战时曾任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视察员）一同先后进见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谭岳泉，访晤汉阳县著名水利专家潘毓藻先生，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帮助。不久，内战爆发，整个“国统区”经济完全崩溃，修复汉城垸的愿望再次破灭。

李介侯早在抗战时期即是共产党团结的开明人士。他痛斥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抗日战略方针，曾出席过在肖利三主持下的汉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历次召开的县参议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对汉孝陂边区县人民政府的抗日活动作过很多贡献。1949年6月，应邀出席汉阳县人民政府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1956年在汉口华中里病逝。

孙武（1879—1939），原名葆仁，字尧卿、遥仙，号梦飞。汉阳柏泉（今属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自幼好武，因以“武”为名。名牌曾作“孙武摇清”，以示反清。18岁入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任湖南新军教练、武威营队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参加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被举为岳州司令。事败，匿居乡间。

1904年，加入武昌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10月，科学补习所被破坏，逃亡日本，入成城学校学习海军。后因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被迫回国，在武昌加入日知会。1907年初，日知会遭破坏，再次赴日本，入大森军事学校。在东京和张伯年、焦达峰等共同发起成立共进会，被推为军事部长。

宣统元年（1909年）春，回到湖北，在汉口汉昌里建立共进会总机关。1910年春赴香港，经冯自由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假托孙文之弟名义开展工作。不久，返汉口创办共进会机关报《雄风报》，促使一度停顿的共进会恢复活动。他主张实行“抬营主义”、“借矛夺盾”，由联络会党转而运动士兵，在新军中大力发展会员。

同盟会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邀请谭人凤、居正、焦达峰等于1911年5月3日在共进会总部会谈，提出：“武汉为东西枢纽，自张之洞建工厂、造军械以来，物力基础较丰，且毗邻湘赣，传檄可定，此地之可利用者一；瑞澂狂悖，侮慢缙绅，主张铁路国有，与载沣表里为奸，人无贤愚皆怨，此时之可利用者二；鄂省军队编练，优于他省，鄂军倡义，先声夺人，各省响应必速，且以军队为全干，秩序不致紊乱，租界可保无虞，此人之可利用者三。”会议取得一致意见，主张以两湖为“中国革命之主要中心”。于是，加紧准备起义的各项工作，并与文学社协商联合行动。双方经过3次会商，终于在9月24日的会议上达成协议，制定起义计划，推举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孙为参谋长。

10月9日，孙在汉口宝善里14号机关检试炸弹不慎引起爆炸，受伤后即被抬入医院。机关内所有印章、旗帜、名册、布告和预制的“中华银行”钞票悉被搜去，由俄巡捕解送清方，一时气氛紧张，人心惶惶。邓玉麟闻讯赶至医院，问孙有何应急计划，孙说：“宝善里失事，机密全泄，名册抄去，清吏必按名搜捕，只有马上动手，还可死里求生。”并要邓速去武昌小朝街85号军事指挥部敦促立即行动。9日夜间小朝街起义指挥部亦被破坏。10日晨，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夜间武昌起义爆发。

湖北军政府成立，孙伤愈后于10月24日就任军务部长。阳夏保卫战失利，黄兴辞职，蒋翊武接任战时总司令，孙甚为不满，鼓动黎元洪将蒋免职，着谭人凤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谭到职3天，又催逼黎撤除其职务，欲取而代之。但军界却公举吴兆麟为战时总司令，孙惟恐吴权大难制，不久又请黎将吴调离。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未谋得陆军部长职，对孙中山、黄兴颇怀怨恨，乃赴上海，与湖北籍议员刘成禺联络失意党人和政客，于1912年1月成立民社。复回武昌成立分社，拥黎元洪为理事长，公开与中国同盟会抗衡。其行为终为各方不满，1912年2月，武汉革命党人发起“倒孙”运动，黎免除其军务部长职。袁世凯篡政后，孙就任总统府高等顾问、义威将军、参政院参政。他对袁说：“蒙授参政、恭谢鸿施。”

袁世凯死后，孙去德国游历。1922年，湖北督军萧耀南委孙为汉口地亩清查督办。1925年，拥戴吴佩孚，被任湖北官矿督办，利用权势办企业、置房产、买田地，成为巨富。北伐军抵武汉前，去上海，学佛闲居。拒绝日军拉拢，1939年11月，卒于北京拈花寺。新中国建立后，其灵枢移葬于北京革命公墓。1981年，人民政府应孙武三女的请求，将孙武及其夫人的墓葬迁至武昌卓刀泉。

张洪山（1882—1978），东西湖区养殖场张家墩人。12岁时经人介绍到英国怡和洋行昌和轮船当西崽。两年后升为水手，以后又晋升舵工、领江，驾驶海船航行于世界各地。1911年返国，转至美国花旗洋行当了3年船长。后到长江怡和公司当领江，往返于汉口至重庆一线。

1926年，任汉口海员工会和汉宜湘领江工会会长，与上海总工会主席周宝山交往甚密。同年10月，因敌顽将沿江封锁，盘查严紧，受周宝山之托，曾以领江职权，在武汉将10位革命同志接上船安排于官仓，并亲自全速领航，直驶城陵矶，且赠200银元予领队作路费上岸去长沙。1954年7月，领航的民生轮船从宜昌向汉口行驶，途经新堤时，堤快被江水冲破，许多灾民在堤上呼救。他不顾个人安危，将三千余灾民接上船，平安驶达汉口，受到省、市的表扬。

1956年，参加全国群英会，在大会发言时，周恩来和彭真认出张洪山是1926年在汉将他们护送到城陵矶之人，并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

晚年尚任长江航道高级顾问，常为长江航道事业的发展出谋献策。1978年4月15日，在张家墩逝世。

高国洪（1885—1969），汉阳县柏泉（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高家老祠堂塆人。初在汉口开设铁匠铺，以锻打日用铁器、铸造简单的机械挣钱糊口，数年后开始涉足机器营造及建筑行业，名所办工厂为“洪发利”。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参与武昌裕华纱厂等老字号的营缮工程。随着资本积累的日益增加，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洪发利一度成为武汉同业中的佼佼者。

1934年，高国洪将汉口的厂务交给次女克诚掌管，携妻胡氏与长子、次子赴重庆继续经营机器制造和营缮工程。迁渝后极力经营建筑三材（钢、木、水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重庆裕丰、裕华纱厂和银行等大型建筑群均为高氏父子所承建。抗战胜利后，高国洪将重庆的厂务交次子高仲强经营，命次女扶母到香港，后转赴台湾，自己则带长子光发赴巴西圣保罗市，经营国泰大饭店，有不俗的业绩。

1965年，高国洪从巴西回台湾定居，设立高国洪旅台鄂籍大专优秀生奖学金，深受旅台鄂人的敬仰。

罗良斌（1885—1962.10），汉阳县巨龙岗罗塆（今属东西湖区东山农场）人。

13岁到汉口当学徒。17岁投到武昌新军左旗四营三哨当兵。其后随凯字营到河北通州驻防。1907年，改投江西九江金鸡坡炮台当兵。罗看到只有推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中国才有前途，人民才有希望。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次年，罗良斌闻讯武昌首义打响了反清的第一枪，激动万分，星夜从上海启程，火速赶回武汉参加首义战斗。当时，首义新军与清兵在汉阳激战，经谭人凤推荐，罗被战时总司令黄兴委派为敢死队队长，带领300多名铁血男儿奔赴前线，攻击汉阳十里铺敌军右翼，以分散清兵的力量和动摇正面清兵的军心。在总司令黄兴的亲自指挥下，罗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亲率敢死队员浴血奋战几个小时，多次击退清兵的疯狂反扑。但是革命军的正面部队寡不敌众，被迫奉命转移退守武昌，转移前罗主动烧毁设在归元寺等处的后方仓库。退守转移至武昌平湖门时，武昌城门紧闭，黎元洪已出走葛店，退集到武昌江边的革命军，一时群龙无首，在这进退两难何去何从之际，罗登高振臂大声疾呼：“愿意跟我走的弟兄们，一起到岳州去休整待命。”话音一落，顿时站出七八百人来，由罗率领经纸坊，过山坡，达咸宁。至咸宁时，突兀惊闻湖南事变，革命党人焦达峰都督惨遭杀害，去岳州无望，只得在咸宁暂时歇下，再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还临时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待命整编。

1913年，罗在江西湖口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讨袁之役。1917年起积极投入护法运动。嗣后追随孙中山南下广州，联络滇桂联军，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伐叛逆陈炯明的斗争。1922年奉命秘密潜回武汉，在鄂豫两省开展革命工作，动员各方面力量响应和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征讨军阀吴佩孚。为此，国民政府曾给罗良斌颁发勋绩证书。

1932年“一·二八”事变，集合500余人，组成抗日铁血团。“七七”事变后，仅获少将虚衔。抗日战争胜利后，遭排斥退役。

1947年11月，化名雷声密赴香港会见李济深，表示反蒋拥共。回汉后利用在乡军官会指导委员合法身份，在民众自卫队中秘密进行策反活动。1948年10月，再次赴港向李济深报告武汉情况。回汉后，动员汉口市参议会主任秘书曾庆麟留在武汉，保存好参议会档案、财产，迎接解放。

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召集密佑身等人成立汉口市临时治安委员会，并被推为主任，负责维持治安迎接解放。1949年5月16日凌晨，王晓鸣派人给罗送来中共中原局武汉工作委员会至汉口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公函。罗良斌遵照党的指示，按原部署具体分工：派人上至硚口，下至江岸张贴欢迎解放军的标语；组织小分队带上袖章到各要道路口站岗，乘卡车武装巡逻；派人赶印《雷声通讯社号外》，并四处散发，以安定民心；劝说促使商店栈行照常开门营业。罗良斌还特地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致敬电，向李济深发报告电。当天下午1时许，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118师高唱战歌，迈着整齐的步伐开进城区，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翌日上午，罗良斌主动与118师政委李伯秋联系工作，李对罗所作的欢迎解放军进城，维护社会秩序，组织商人开市等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随之罗良斌与李伯秋政委顺利圆满地办理相关移交手续和有关事宜。5月20日罗在《大刚报》刊登治安会结束声明，历经风雨沧桑的武汉，胜利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武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武汉市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委员。1949年底至1950年春，他和李介侯、密佑身等人向省、市、人民政府上书，建议复修汉城垸（今东西湖大堤），根治千年水患，送走百里“瘟神”，让荒湖变成良田。

沈志贤（1887—1959），又名沈良夫。祖籍浙江绍兴，清末随父逃难落籍汉阳县北乡夹洲子六屋塆（今东西湖区径河农场六屋塆）。自幼就读于塾学，年二十入保定军校。毕业后，历任吴佩孚部团长、荆州新军加强团团长。所招募的学生青年军被地方武装打败后，赴日本，与孙中山有交往，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后在福建夏斗寅所在的十三师任师参谋长。

沈志贤忧国忧民，学习过《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董必武曾劝其去法国留学，因患严重眼疾而未成行。后回乡购置田产七石，在大屋塆磨眼办私立学校，以求教育兴国。其时有校舍约120平方米，学生100余人，均系免费就读。沈自任校长，聘有教师4名。1948年汛期，洪水泛滥，校舍毁于一旦，学校被迫停办。为不中断学业，沈将部分学生带回家中，亲自辅导学习。

建国后，享受国家颁发的辛亥革命老人津贴。

萧雅棠（1887—1930），别名尚志，又名大杰，汉阳县北乡萧家渡（今东西湖区新沟农场六合大队）人。幼年时，白天与长兄入私塾读书，晚间练习拳术。未及10岁，父病逝，长兄离家谋生，他依靠母亲抚养和亲友接济。

辛亥革命时，投入汉川梁瑞堂领导的起义军，奉命在辛安渡侦察时被捕，后脱逃回军。1913年初，因愤于起义军内部争权夺利，遂回乡设馆教书。1917年，受蔡甸名秀才胡智斋的影响，改造萧家渡私塾，挂上“私立萧家渡国民学校”的牌子，废除读经和对学生的体罚。1919年“五四”运动蓬勃兴起，率领该校学生参加了6月10日在蔡甸举行的示威游行。

1926年夏，参加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国民党。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他担负以萧家渡为基点的汉阳县境内襄河南北两岸地区发动群众、组织各种革命群众团体的任务。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萧仍坚持革命斗争。

1928年初，川阳边区的武装斗争遭到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的疯狂镇压，他所在的马家渡邱塆塾学成为革命者的秘密联络点。5月，中共川阳边区县委会在塾学秘密成立，不久他便加入共产党，塾学成为县委主要交通站。1930年3月15日　他带领萧家渡村100余名农民，打开地主粮仓分粮。

1930年5月11日，他在萧家渡被捕，同年7月29日被杀害于武昌校场湖。

1983年，湖北省政府追认他为烈士，1984年汉阳县政府拨款修墓立碑。

萧厚生（1890—1948），汉阳县柏泉萧家嘴（今属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出生于贫寒，3岁丧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10岁时，被舅父张松樵接至汉口上义学。后续读于武昌博文书院，毕业于湖北甲种工业学校。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次年晋升为连长。不久离开军队，进纱麻布局，跟随张松樵艰苦创业。1920年，裕华纱厂筹建之初，萧负责基建工程，需要大量土石。萧借助汉阳兵工厂无偿提供的废弃煤渣代替土石，大大节省了基建开支。初试锋芒，即得董事会赞誉。

1927年，萧厚生升任厂务委员会副主任，专管生产。1930年被派赴日本学习纺织技术半年。1931年武汉大洪水前，萧与张松樵组织劳力将工厂围墙用水泥加固，武汉各处被淹，裕华纱厂照常生产，被视为奇迹。

1932年，萧任厂长。他注意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在厂内经常开展技术培训；严肃厂规厂纪，不任人唯亲；他关心工人生活，在厂内开办合作社（即日用品商店），创办子弟学校，培养工人子弟。

萧创业不忘造福桑梓。曾回乡招收大批工人。1931年大水，两次用裕华轮将大批馒头运到柏泉，分发给被洪水围困的灾民。萧独资在萧家嘴前面的昌家河上建桥，且每年捐款维修；在其妻家乡柏泉友喜湾购田36亩，无偿分给贫苦乡民耕种。为解决贫苦乡民子女读书的问题，协助张松樵出资在柏泉创办松荫小学10所，自任校董事长，监督校务，办学成绩斐然。

萧爱乡爱国，支持抗日。1940年秋，捐资3000银元，资助驻柏泉一带新四军。

抗战胜利后，纱厂重建并安装新机器。1948年，经过萧与董事会及全体工人的共同努力，裕华纱厂以全新面貌开工生产。同年11月，因积劳成疾，萧厚生病逝于武昌裕华纱厂内。

抗战胜利后，纱厂重建并安装新机器。1948年，经过萧与董事会及全体工人的共同努力，裕华纱厂以全新面貌开工生产。同年11月，因积劳成疾，萧厚生病逝于武昌裕华纱厂内。

张若柏（约1890—1941），汉阳县北乡柏泉院子塆（今属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清末自费留学德国。1910年回国，投身国民革命，曾被清政府逮捕，后重金买通清吏获释。中华民国初建，张若柏出任汉口市政府秘书、科长及湖北省禁烟局总务科长等职。

武汉沦陷后，日军要求张若柏出面组织“维持会”。张若柏遂找了一帮民族败类，推选出早年在日本洋行做过事、时任市棉业同业公会主席的宁波人计国桢当维持会会长，自己则居于幕后。1939年4月，日军改令张仁蠡任伪武汉特别市市长，维持会从此结束。伪市政府人选多为张仁蠡从北平带来的旧部，只留用张若柏等原伪维持会数人。11月初，伪湖北省政府成立，何佩瑢任伪省长，张被派任秘书长。1941年10月1日，又调任伪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次日晨，张准备过江到省财政厅上任，遇枪袭身亡。

郑香亭（1891—1946），汉阳县柏泉（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刘家嘴人，天主教徒。汉口太和医院院长。

汉口太和医院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院址在汉口鄱阳街19—20号。初为3人合办，郑香亭占两股，任院长。后来，两股东退出，郑独自经营。时全院医务、勤杂人员共30人，大都是多面手。郑香亭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身为院长，坚持门诊看号，医务人员对病人服务周到。因此，太和医院虽与市立一医院和天主堂医院门对门，但求医者仍络绎不绝，与当时的万国、梅神父、天主堂等名医院声誉相当。

太和医院与汉口冠昌机器厂等大工厂订立医疗承包合同，承包工厂员工医疗事务。医院开设多种服务项目，如标本检验，自制生理盐水注射液、太和急救水、太和膏外销，自办奶牛房为汉口的医院和市民提供新鲜牛奶等。医院还承担一些社会公益事务。医院为汉口市第七接种处，每到传染病流行季节，义务服务长达数月。郑香亭参加了以裕华纱厂经理萧厚生为首组织的柏泉慈善会，常常派出医疗小组下乡义诊。1935年武汉大水，霍乱流行时，太和医院救治了不少病人。

郑香亭去世后，医院由其女婿经营。1953年，医院的资产和人员全部交给国家。

周大觉（1891—1952），汉阳县柏泉（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大周塆人。原名遵贤、障威，后更名为大觉，号振东，以寓大觉大悟、振兴中华之意。周大觉在乡间私塾受启蒙教育后，考入汉阳陆军小学堂。

1911年10月，与学生军一道参加武昌首义。1912年，以优异成绩保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第六期学生。1914年，与叶挺、叶蓬、顾祝同等同期毕业。时值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创建，周又考入航空学校，为第一期学生。1915年，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

1919年11月，北洋政府向英国贷款购买飞机，成立航空处，直属国务院主管，周被直系军阀留任，为京津航空站站长。1921年10月，武汉举行庆祝辛亥革命10周年大会，周受派驾机飞汉参加大会，在武汉三镇上空盘旋翱翔表演，赢得城乡广大观者称赞。

1925年，随直系军阀吴佩孚南下武汉，供职于14省讨贼联军司令部航空署。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吴佩孚逃往四川，周投奔北伐军，仍供职于航空署。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周随航空署人员奉令迁往南京，后赴英国学习考察。1929年春归国，告别了军政界，在北京蒙藏学校教授英语。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占华北，重礼敦请吴佩孚率旧部出山主持华北政务，吴佩孚拒不事敌，周亦安贫自守。1939年，吴佩孚、孙武先后在北京谢世。蒙藏学校裁员，周被裁减，困顿北京。此时叶蓬任汪伪政府陆军部长，函邀周赴南京“共事”，他婉谢不就。1942年夏，因处于穷途末路，八口之家，生计维艰，终改初衷，投身汪伪政权，供职于伪航空署人事处。后获参赞武官公署中将参赞武官闲职。周见人事已非，只好沉湎于秦淮酒楼，或拜佛悟道，消磨岁月。1945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以汉奸罪被判刑。1948年刑满释放后，在上海谋职不成，次年返家。

解放后，周大觉子女均参加革命工作，他本人则困守乡里，靠乡邻接济生活。1951年，老友董必武嘱其赴京重理旧业，终以愧对在京诸贤而未北上。1952年末因中风逝世，安葬于高塆祖先茔地。

郭宗燮（1893—1962），名发愤，字叔川，汉川县县河乡郭家塆（今属东西湖区辛安渡农场）人。8岁入私塾，13岁进入汉川县高等小学堂，结业后考入武昌湖北私立法政学校。初在武昌为挂牌律师，20世纪20年代末在汉口福忠里增开事务所，20世纪30年代改设在六渡桥衡荣里。抗战初赴四川万县，主持旅万同乡会的安置和救助工作，旋即在万县开展律师工作。1946年回汉，在汉口华商街重开事务所至1949年止。

郭秉性耿直，不畏权势。不论当事人是官绅富商还是平民，无不深究是非曲直，凭借其渊博的法学知识和辩才以及社会活动能力，求得法律的公道。对于蒙冤受屈前往求助的平民，更是义不容辞地为之辩护，争取法律保障。因此名声日增，业务日广， 20世纪30年代初，即为汉口名律师。1917年，为初创的汉口律师公会会员，曾被选为全国律师联合会执行委员、常委，在万县被誉为万县第一律师，1948年，再度代表武汉律师赴南京参加全国律师联合会的重建工作。

积极培养法律后继人才。1931年，邀集武汉法界知名人士在武昌东卷棚（今楚才街）组建法政专科学校。1947年，又在汉口精武路创办汉口法政学院（解放后该院并入武汉大学）。

特别关心家乡的事。寓所中家乡食客不断，灾凶之年，寄食者更多。无论是本村还是邻村来人，有求必应。1935年，他力排众议，从中斡旋，结束了郭、代两姓长达10年的人命官司。同年，他捐银千元加固大兴、兴盛两垸堤防。

解放后，取消旧的律师制度，武汉市委统战部将其列入联系进步人士名单，政府每月按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供应其粮食、食油及其他物品。1956年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魏席儒（1893—1944），号尚斌，汉阳县柏泉乡（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先就读于商业学校，中道因家贫而辍学。及长，见国家不振，毅然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军。后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于第四期。

历任北伐军连、营、团长，后晋升第十九路军旅长。于北伐及“一·二八”上海抗日多有军功，擢为重庆行辕中将高参。“七·七事变”前夕衔命联系抗日事宜，参与筹组庐山军官训练团，兼任教官。其间曾出任湖北省民政厅秘书长。

1937年，调任陕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同时兼任重庆行辕军职。对于安置大专院校及流亡学生极为尽心，对联合抗日的共产党人亦表欢迎。其秘书即为共产党员，被捕时亲往保释。为支援抗日钱粮，重征大户，少征或免征贫户，故而引发豪绅不满，群起抗缴，组成所谓“逐魏委员会”，状投中央国民政府。经派员稽核，所征悉数入公，驳回状文，因此，老百姓对他更加敬重。魏席儒在专员任期内，勤政爱民，十分关切流亡百姓的生活，为国分忧，为民解困，为人称道，当地百姓称之为“青天”。

1943年,为兴修汉中地区农田水利，常只身跋涉于郊野，作实地勘察。后因积劳成疾，偶感风寒，即转肺炎，又恐耗费国家钱财，尽可能用偏方治疗，谢绝万耀煌等好友去重庆住院的邀请，终因延误治疗时机，于1943年冬在汉中去世，享年51岁。身后经济萧条，由好友邵力子报请重庆政府才得以安排后事，当地群众自发成群结队为他送行。

朱永泰（1895—1961），又名荣臣，汉阳县六安乡朱家老台（今属东西湖区新沟农场）人。1914年，到汉口六渡桥一家饭馆当学徒。1920年，在汉口德胜街德胜澡塘楼上开办“华新酒楼”。 1924年将酒楼扩建，改名“品真楼”。1926年，品真楼遭受火灾，修复开业，改名“普宴春酒楼”。由于三民路一带扩建马路，生意萧条，又在三民路口新开一家酒楼，名为“会宾楼”。1929年，位于三民路五十号的嘉宾楼（酒店）歇业，朱趁机取而代之，将会宾楼搬到嘉宾楼原址。生意兴隆，经常座无虚席。1939年日军侵占武汉后，朱将店堂迁往重庆，不到一年，返回汉口。抗战胜利后，酒楼扩建，改名“老会宾酒楼”。此时，朱自感年事已高，将酒楼交其侄朱华阶掌管，自己则为参谋。解放后，酒楼权属发生变化，但“老会宾酒楼”之名不改。

朱十分注重菜肴风味，不惜重金延请名厨。最初为湖北本帮红案师傅李永茂，以鱼类、鸡类、肉糕等风味菜肴见长。接着有深得京津名菜嫡派真传的红案师傅孔照明，其“四大抓炒”（即抓炒鱼片、抓炒腰花、抓炒里脊、抓炒豆腐）蜚声烹坛，享誉三镇。其后又有精通京苏名菜的师傅胡华堂，其制作的扬州狮子头、镇江肴肉、南京板鸭、油淋鸡、芙蓉套蟹等等，令人口角流香，回味无穷。有名厨示范，一批年轻厨师在此成长，“鄂菜大师”朱世金即从此出。

刘松山（1897—1951），又名德庆，汉阳县柏泉大刘塆（今属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

幼年家贫，13岁到汉阳铁厂做童工。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作为援外华工到英属伊拉克船厂做工。1918年，转到法国造船厂当钳工。1921年回国，在汉口一轮船上当车工。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二七”大罢工，他因组织一批船工支援罢工而被捕，不久获释。在活动中与罢工领导人项英、刘文松、周天元等建立了革命友谊，此后一直从事秘密工会活动。

1926年3月，加入以刘文松为大队长的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京汉铁路大队，担任京汉铁路纠察总队队长，随唐生智部北伐，后经刘文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政治速成班受训，后转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春，回到上海，被派往天津秘密“铁总”。因“铁总”已转移而失去联系折回郑州，与组织取得联系后，经许可加入国民党以掩护身份。1935年，当选为平汉铁路郑州分工会主席，国民党郑州区党部常委，积极组织工人运动。1937年，因工人痛打郑州机务段长而再次被捕，后得沿线18个工会的声援才获释恢复工作。1937年11月，动员工人参军，组建铁路工人抗日军，任第一团团长，随即被派作为平汉铁路工人组军抗日代表，参加中共在陕北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938年6月，带队返汉参加铁道破坏总队，任总队长，11月，任洛阳破坏队指挥部副指挥、指挥，活动在道清、平汉、同蒲至陇海、津蒲、汴新和淮南等7条铁路线上，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平汉铁路工会恢复活动，他先后被选为常务理事、全国铁路联合会理事长，兼国际劳工院副理事。因抗战有功，国民政府曾6次派他参加国际劳工会议。

1948年3月，从广州返回武汉，接受中共中原局和中共郑州铁路局军代表处保路护产任务，以国民党特派员和国民党铁路局机关区党部书记的身份到沿线各站活动，负责保护沿路各处财产和所有档案资料。1949年3月，遵照中共中原局指示，成立保产活命委员会及工人纠察总队，并将封存的机枪4挺、步枪200支发给工人纠察队，沿线巡逻，保护铁路，维持治安。解放武汉时，组织铁路工人抢修铁路线，恢复铁路运输，为支援解放军南下解放武汉及南方各大城市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伯儒（1902—1983），字义南，东西湖区辛安渡农场人。出生于中医世家，受父亲“济世活人”医德熏陶，热爱医学。攻读8年私塾后，于1919—1923年先后在上海中西医函授学校和汉口慈善会中西医养成所肄业。1924—1926年，在汉口天主堂医院实习。1927—1928年，在应城县长江埠开设“天生堂”诊所。1929年将天生堂诊所迁回家乡。1935年，在应山县应家店开设诊所。1939年，重返家乡，与三弟叔向、四弟季生合力经营天生堂中西医诊所。

解放后，其医德医术受到政府的重视。1950年9月，孝感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吸收他为会员，次年孝感县在辛安渡设立中西医联合诊所，李伯儒带着原天生堂药店的全部资产参加辛安渡联合诊所，担任中医主治医生。1957年，应聘为中医进修函授学校教师。

李伯儒医师精于妇科，对妇科病和不孕症，有独到的治疗方法。针对血吸虫病引起的腹水，探索以中医“五皮饮”汤液治疗的方法，具有一定疗效。他对牙科也有研究，拔牙不施药剂、针灸等麻醉手段，患者不觉一点痛苦，连家居汉口的牙病患者也慕名求医。

戴震（1902—约1958），字实生，号金廷，孝感县辛渡乡戴家塆（今属东西湖区辛安渡农场）人。湖北政法学校毕业。解放前曾任《武汉时报》社社长，汉口市记者公会理事，汉口商会常务监事，历充记者20余年。

早年丧父，读了两年私塾，即随母在汉阳蔡甸河边开露天餐馆度日。成年，向童年订婚的董家求亲，女方毁婚，戴母以此投水自尽。戴悲羞交加，抱愤出走，流落江城。初在汉口打短工维持生计，不久入汉口青帮，并被推举为青帮大爷。以江湖义气为作案的弟兄顶罪被关进汉口模范监狱，经同监犯汉口某厂经理帮助出狱，又借机与武汉警备司令刘峙结交，拜其为义父。后通过刘峙关系使前述某厂经理沉冤昭雪且追回损失，戴在汉口声誉大振。

在刘峙的庇护下，戴在汉口二马路创办了《武汉时报》，周旋于政客、记者之间，风光一时，许多军政要员初到武汉，定要踵府拜望。1938年日军侵入武汉，刘峙就任重庆行营公署长官离汉赴渝。戴附骥追随，《武汉时报》仍以八开版面在重庆出刊，在重庆南岸开办集成印刷厂。一次，戴借刘的关系得以拜访蒋介石。得到蒋的垂爱，被任命为中央候补委员，且获蒋亲笔题字的肖像。戴将肖像奉为至宝，挂于厅堂，以自抬身价。1946年，戴回武汉，在汉口交通路又挂起《武汉时报》牌子。此间，他为辛安渡郭、戴两姓纠纷搭乘刘峙的专车去孝感县城，受到县长屠占庭隆重欢迎。他借屠之手，追回郭、戴人命案戴姓的赔命地4石5斗，及日伪期间郭发鼎向戴姓勒索的800石军米款3000元银元，占为己有。

解放后镇反运动中，戴被送到沙洋劳动改造，约在1958年病死于沙洋。

高国恕（1904—？），东西湖区柏泉郭家塆人。其祖辈本姓孙，因做了高家的上门女婿而改高姓。

1918年，只身到汉口高义兴五金机器店学艺。3年期间，对汽车构造和驾驶产生兴趣，掌握了汽车维修保养和驾驶的一般技术。1921—1931年，先后在湖南长沙龙骧汽车公司、湖北樊城及汉宜公路管理局担任技师、机务技士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石油十分紧缺。1932年秋，高与几个技术员开始研究将汽油汽车改装成“木炭汽车”。1933年3月28日，研制的第一辆木炭汽车首次试车表演成功，被“中国煤气机制造厂”聘为研究工程师。1934年1月24日，高亲自驾驶一辆改装的木炭汽车从汉口出发到黄陂再返汉口，从此木炭汽车逐步推广开来。不久，湖北省公路管理局任命高为修理总厂副厂长兼机务技士，中国煤气车服务公司成立后，又被聘为工程师兼车务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中国煤气车服务公司修车总厂迁至鄂西咸丰县杨泗坝，高任总厂厂长，荣获“木炭汽车大王”美名。

1945年4月，高赴美国底特律福特汽车公司高级理工科人员进修班学习。1946年，毕业回国，1947年4月，正式接任汉口联勤总部第二汽车工厂少将厂长。1948年5月，到上海就任中国柴油机公司营业部经理。同年秋，公司与浙江省政府水利局签署重建杭州钱塘江闸口汲水站合同，高主持规划施工方案。该工程于1949年12月竣工。

1950年，高被派到浙江诸暨负责西泌湖农田机械化水利工作，组织兴建了西泌湖排水站。此间，他潜心研究农业机械，首次提出采用四轮转动式水陆两用新型拖拉机模式，以解决水稻田机械耕作问题，对农业机械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60年代初，着手研制活络架包装箱以代替木箱，1962年，研制成功，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机械包装，为国家节约了大量木材。

“文化大革命”中，高因当过国民党少将技术厂长而成了“专政”对象，被下放到工厂当勤杂工，并停发工资。1973年9月落实政策，恢复政治名誉。此后，作为民革上海市委成员，仍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献计献策。

周绍濂（1905—1970），又名慕溪，东西湖区柏泉农场茅庙集人。1915秋到汉口观音阁小学上学，数年后考进德国教会办的新学堂。兼任数学教师的校长对其数学才能极为欣赏，在因病或因事不能授课时，便让其代为上课。

中学毕业，以数学满分被东南大学数学系（后改为中央大学）录取。1928年8月大学毕业，为筹资出国深造，他谢绝留校，回到武汉，以一身兼任湖北省一中和湖北省立师范学校两校的数学教师，并利用假期翻译《施·盖·勒新解析几何》送中华书局出版，1932年8月赴法留学。

1933年初，进入巴黎大学专攻数学，由于成绩优异，得到中华基金会的奖学金。在法国著名数学家布里昂（M·G·Bouligand）指导下，开始从事点集拓扑学的研究。1934年，发表《平面上某些点状集合的简要注释》。1935年，连续发表《平面上某些点状集合》、《论有穷集合》、《判定三维欧几里得空间中一些不同间断集合的准则》。同年，应邀去波兰讲学，其深邃的思维和独创的见解使当地学者震动，论文《平面闭合囿集之问题》载于波兰著名杂志《数学原理》（Fundamenta Mathematicae）。1936年，先后发表了《集合的定位和稀疏与定位问题》、《分科命题的论据》、《集合的几何问题稀疏问题》等论文，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法国国家理科科学博士学位。

在留法四年中，其刻苦精神、数学天赋及优异成绩被导师布里昂称为数学“奇才”，视为得意门生。毕业前，布里昂一再挽留他在法国科学院工作，允诺高薪高职，并愿以女儿相许。周始终坚持科学救国的思想，因此婉言谢绝。

1936年8月回国，担任山东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6年9月，应邀赴波兰华沙参加国际性数学会议，发表论文《点形集之某种特性》。1937年，又在波兰《数学原理》上发表《平面点状囿集的积分问题从何处定位的注释》。同年9月，受聘为重庆大学与中央大学数学系教授，兼任重庆大学数学系主任，后辞去系主任而在中央信托局兼职。为引进新教材，抗日战争时期，他编译了《微分几何》、《曲面几何》、《黎曼几何与张量算法》，发表论文《点状闭合集》。此后，翻译了苏联芬尼可夫著的《微分几何教程》。

1946年初，全家离渝返汉，回到柏泉，给已故亲人上坟，探望乡亲。同年6月，应上海暨南大学数学系和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之聘到上海，编写了《黎曼空间几何》、《拓扑学讲义》、《集合论拓扑学》、《维数论》等。1947年，应聘兼任上海商业专科学校校长，撰写了数篇经济方面的论文，并编写了《商用数学》、《人寿保险计算学》等教材。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参加了九三学社。50年代初，从事向量几何的研究，发表论文《曲面基本定理的又一证明》、《关于曲面的存在定理》。1955年，作为中央抽调支援西北的专家，就任兰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兼任系主任，并继续从事向量几何研究。1957年，被划为“右派”，一边挨斗挨整，被强迫劳动，一边还认真上课，耐心细致地指导微分几何组的学生搞讨论班，抓紧编译《Cartan集》，创建向量几何。1963年以后，从事运动稳定性的几何理论研究，完成了多篇论文。1966年6月，被揪进了“专政队”，白天劳动，接受批斗，晚上仍然思考数学问题……晚年，对运动稳定性理论、最优控制和随机过程等曾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想利用数学理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1970年2月7日，被迫“退职”回到上海家中。他急切地要把在“专政队”里思考了多年而无法写下的新思想、新观念撰写成书，可惜同年2月25日因突发脑溢血去世。

高光游（1906—1978），东西湖区柏泉农场陈家塆人。父亲高止恒，清末举人，曾官派留学日本。1927年7月，高光遊赴上海同济医科大学学医。3个月后东渡日本，求学10年。先攻读并掌握了日语、德语、英语、拉丁语后，即考入日本大阪大学医科，学医6年。毕业留校一年，又进入大阪大学微生物研究所，选择细菌学为研究课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毅然回国。同年11月，任郑州京汉铁路医院临时医师，次年2月，应聘为陕西省立医院内儿科主任医师。不久，南下昆明，自办个体诊所7年。此间，为西南联大不少师生义务就诊。1947年3月，回武汉开办光游医院。

1950年1月，出任武汉市二医院小儿科主任，6月，调任武汉市一医院副院长；1951年4月，任中南区第三批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大队长赴朝。6月回国，任武汉市一医院院长。1957年10月，被任命为东西湖围垦工程指挥部卫生处长兼工地医院院长，为10多万名围垦人员的健康，不辞辛劳，奔波在田野湖汊。1966年2月，参加武汉市第三批农村巡回医疗队，赴黄陂农村工作半年。为挽救一名危重病人，竟在60高龄为病人输血。

1954年，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1962年，任武汉市农工民主党主任委员，同年9月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曾为武汉市第一届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政协常委，市第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连续数年拖地板、生炉子、烧锅炉，随时听候审查和批斗。1973年后，任医院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病逝，安葬在武昌九峰革命烈士陵园之中。

黄涤生（1908—1951），汉阳县柏泉纱帽山（今属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出生时，其父黄承荫正在粤汉铁路修建工程中主理工务，因之乳名为粤汉。3岁丧父，全赖母亲抚养成人。学龄初就读于塾馆，后转入柏泉高等小学。成年到蔡甸一家西医诊所研习西医，补习英语。几年后在柏泉茅庙集开设西医诊所。

1931年，经人介绍，入闽参加蔡廷锴、蒋光鼐两将军发起反蒋（介石）的“福建人民政府”活动，在军队中任上尉军医。不久，反蒋斗争失败，福建部队分崩离析。蒋介石为了笼络福建将士，宣布蔡、蒋部队上尉以上军官，可至南京军官学校接受思想和军事训练，转为军校正式学员。黄随之进入该校，1935年，毕业后到部队任职。1936年，在万耀煌（军长，湖北黄冈人）部任营长。抗战开始后，参加武汉保卫战、宜昌防守战。1941年，进入陆军大学军官班学习，1943年毕业，被授予少将军衔，任青年军二○三师参谋长。1946年12月，调任二○六师参谋长，旋赴洛阳练兵。1947年9月，在灵宝之战中兵败被俘，解至石家庄华北军政大学接受思想改造。1948年8月，私自脱逃回武汉，在向南京国防部汇报情况后，分配至地方部队118军（驻武昌）任副军长兼参谋长。1949年春，随部队逃至重庆，因家室羁系，未能赶上军部的成都起义，于是只身携眷回武汉。1951年春，死于“镇反”运动。

朱世金（1909—1999），东西湖区新沟农场朱家台人。13岁时，被其父送往汉口华新酒楼当学徒，拜湖北本帮红案老师傅李永茂为师。他细心揣摩刀工、刀法、配菜、配料和火候大小的道理，很快就掌握了一些湖北风味菜肴的烹调技巧。1924年，向孔照明老师傅学习各种京津传统菜、宫廷菜的制作方法。几年后基本掌握了京津帮煎、炒、爆、熘的烹饪技艺和数百种名菜佳肴的制作方法。1926年，向精通京苏名菜的名厨胡华堂求教，尽得其真传。抗战胜利后，担任汉口老会宾酒楼的首席厨师。

他掌握了1000余种名菜烹饪方法，尤以鱼类菜肴最为精熟，计有数百种之多。如凤吞鱼翅、麒麟桂鱼、松鼠桂鱼、菊花桂鱼、牡丹桂鱼、葡萄鱼、菠萝鱼、爆鳝片、皮条鳝鱼、干煸鳝鱼、鞭打绣球、酥鳝、浪鳝等等。许多中外名人都以能品尝其名菜佳肴为快。他还练就了一手“挑鱼拉鸡”的本领。在他的飞刀剖解之下，一只两斤重的鸡只需4分钟，一条两斤的鲫鱼只需5分钟就能去骨去刺，干净利落，而且外表皮肉完整。

1954年3月，朝鲜以金泽一为团长的文工团访问中国。他随团为客人服务，受到金泽一等热情赞扬。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东湖客舍召开，他担任厨师。大会期间，朝鲜首相金日成来到东湖，他和其他厨师整治出8桌丰盛的国宴，招待朝鲜贵宾。大会闭幕时他受到毛主席、朱德、刘少奇等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1960年，阿根廷总理来访，对他所做菜肴花色和美味赞不绝口，与他热烈拥抱，亲手将一枚阿根廷国徽纪念章佩戴在他胸前。

1960年，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拔到北京参加“全国财贸部技术表演大会”，1978年获中商部授予的特级厨师称号，1987年，获湖北省商业厅、省烹饪协会授予的“鄂菜大师”称号。曾担任武汉市二商校红案教研组长、青山区饮食服务学校名誉校长、湖北省烹饪协会副会长及武汉市饮食服务行业协会顾问等职务，培育了不少厨师，桃李遍江城。

刘慕琨（1911—1938），派名敦驹，汉阳县巨龙岗（今属东西湖区东山农场光明二队）人。从小就有驰骋疆场、报效祖国的大志。1928年，考入武昌一私立中学读初一。白天在学校照常上课，晚上到校外补习，用一年的时间学完了初一到高二五年的全部课程。1929年，改名慕琨，考入私立楚材中学高三插班，同年底毕业。1930年，考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为第八期学员。1934年，考入高级军官训练班第四期，以学业优异留校任第五中队长。不久被派任北平中国大学主任教官。1935年，调任上海社会军训大队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加入抗日义勇团。“八·一三”事变后，随军在上海扼守苏州河一线。10月下旬，退守苏州河南岸，在副团长谢晋元的率领下，扼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苦战4昼夜，才奉令撤离。1938年，春绕道从香港回武汉，任夏口市社训大队长，后要求到敌人后方直接参加对敌斗争。他潜入山东，找到时任沦陷区山东省主席的沈鸿烈（湖北天门人）。初任参谋处副处长，代行处长职权。刘性情豪迈，富有胆略，屡次请求外任统军作战。不久调任第十二区保安副司令，由于专员秦起荣猜忌，再调赴胶东检阅部队。不料因省府行署与地方部队不睦，朝赴任而夕罹难，壮志未酬身先卒。

王海山（1911—1990），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惠墩农场网船塆人。1911年1月11日生。又名王家述。1927年，参加中共领导的群众组织，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共产党。任红5军第3师特务连连长，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任陕北独立团、独立师第3团团长，红28军第1团参谋长。1937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初任豫东游击队司令员，新四军第4支队8团竹沟留守处参谋长，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2团队团长，豫鄂挺进纵队第4支队副支队长兼参谋长。1941年任新四军第5师15旅旅长，鄂中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初期，任中原军区第2纵队15旅旅长，鄂西北军区第3分区司令员，桐柏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1948年任华中铁路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38年，王海山率领鄂豫挺进纵队第四支队，袭击汉阳蔡甸日伪九十二师，捣毁敌师部，击伤敌师长。王海山运用游击战术，出奇不意，给敌人来了个下马威。日军恼羞成怒，后来曾多次调集兵力，对第四支队进行围攻和“扫荡”。均被王海山率部击溃。1940年夏，日军为迫使蒋介石“议和”，集中3个师团的兵力，重兵压境进攻宜昌，妄图封堵出川的门户。不久，宜昌、沙市、荆门、当阳等地先后失守，襄西国土大片沦陷。日军继而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王海山率部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顽强的反“扫荡”战斗。同年10月，日军步兵、骑兵共千余人疯狂进犯抗日根据地，王海山巧计设伏，狠狠打击日军，使其惨败逃窜，日军大队长剖腹自杀。

1941年，王海山接到上级指示后，立马率部进入襄西，建立襄西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探知我军意图，勿忙调集四千余人，对襄西进行大“扫荡”，企图赶走或消灭王海山的部队，王海山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率领十五旅两个团，避开强敌，长途奔袭当阳，击溃半月山的伪军，全歼敌支队和直属部队中的1个机炮排、警卫排，俘敌60余人，缴获战利品50车，骡马百十匹和一批军用物资和黄金。半月山战斗的胜利，使敌人“扫荡”襄西四明山地区的阴谋破产。其后，敌人决定强修一条封锁公路，企图控制襄西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王海山指挥部队用夜袭战的方法，破坏和阻止敌人修路，敌人白天强迫群众修路，夜间战士们想方设法毁路，如此敌修我毁反反复复达一个月之久，敌人还是无可奈何只得放弃修路。同年王海山率领新四军五师十五旅开辟川、汉、沔（汉川、汉阳、沔阳）抗日根据地，盘踞在川、汉、沔一带的是伪“定国军”，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副军长汪步清的第一师，该师下辖3个团，1个机炮营，1个卫士营，新兵教导大队和兵工厂共约5000多人，王海山为团结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于是派人与汪面谈，对其晓之利害，宣传我党政策，规劝汪能弃暗投明，率部反正，汪贼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气焰还十分嚣张，以“暗通新四军”的罪名，枪杀其与我新四军联系的副官主任，并且扬言：“新四军其奈我何？”死心塌地的做汉奸卖国贼，对汪贼争取无望，经师首长批准，决定消灭汪部伪军。1941年12月一个黑夜，王海山兵分三路，向汪部驻地出发，分别控制了汪部三个团。由于我侦察员事先获得伪军哨卡口令，又有反正的伪军带路，奇袭战斗打响后进展非常顺利，当我军冲进汪部警卫连驻地时，伪军还在梦中，迷迷糊糊地就做了俘虏。这次袭击战斗只用了10分钟，俘获汪部敌军需主任以下军官和士兵共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5挺及大批步枪和子弹。

1942年元月，新四军十五旅对汪部伪军再次进行沉重打击，王海山集中兵力，分两路乘夜色奔袭汪部所在地彭家场，由于天雨路滑难行，当我军赶到彭家场时，天已大亮，不料突然遭到伪“定国军”刘军长部千余人和日寇小分队的袭击，王海山沉着指挥部队边打边撤，撤至河边时，河上的桥被敌人火力封销，我军处于背水作战的弱势，王海山亲临火线，临危不惧，叫战士们节省弹药，待敌人靠近了再打，战士们凭籍河堤作掩护，沉着应战，当敌人逼近到50米以内距离时，王海山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一个接着一个扔向敌人，终于压住了敌人的进攻，使我军转危为安。接着，战士们象下山的猛虎，跃过河堤，冲向敌人，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纷纷抱头鼠窜。我军乘胜猛追，直抵沙湖伪“定国军”的老巢。汪贼带领残兵败将逃往信阳。王海山率部穷追不舍，在汉阳山羊头歼灭“定国军”一个营，汪的其它残部逃至长江边，被国民党一二八师收编，至此，盘踞在川、汉、沔的伪“定国军”汪部的第一师彻底土崩瓦解。王海山的十五旅历时3个月的时间，连续作战10多次，缴获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41挺 ，长短枪1000余支，弹药无数，粮食10万多斤，兵工厂一个。在我军政策感召下，70多名兵工厂修械工人参加新四军，为加强新四军五师兵工厂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同年5月至12月，王海山所率领的十五旅在师部的统一指挥下，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英勇作战，抗击数倍于我的敌军，度过了不平凡的、壮烈的腥风血雨8个月，转战于天门、汉阳、鄂中、鄂东等地，配合兄弟部队胜利地粉碎了日伪军万人的多次大“扫荡”。期间，当年5月，十五旅配合兄弟部队十三旅作战，歼灭反共的顽固派伪军一二八师。特别是当年的12月，日军集中由浙赣战场返防的第三师团和第四十师团，伪军近万人，大炮80门，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战术，“扫荡”新四军五师师部所在地大小悟山，妄图一举消灭五师师部和五师主力，五师师部率主力分兵数路突破重围，跳到外线作战，留下王海山的十五旅在内线顽强坚守阵地，拖住敌人，为师部突围赢得时间，随后，日伪军的大“扫荡”在五师外线的沉重打击下，敌据点被拔，交通线被破坏，在十五旅内线的猛烈反击下，敌人连连失败。终于使敌人的大“扫荡”阴谋破产，不得不狼狈退出大小悟山地区。1943年，不甘心失败的日军，组织对襄南地区的大“扫荡”。5~6月，王海山率十五旅四十五团迎敌作战，为粉碎敌人的“扫荡”计划，王把部队向南推进到潜江熊口一带，打通新四军五师随时撤往洪湖的道路时，日军已派伪军第十师第二旅约两千人扼守熊口，熊口是进入洪湖的必经之路，王海山对敌采取政治上分化瓦解，军事上沉重打击的战略战术，使得敌人分别被反正、投降、围歼，漏网之敌四下逃窜，此役俘获敌人千余名，缴获枪支一千多支，拔掉熊口重镇周边据点10多个。至此，潜江西部，南部均为新四军控制、通往洪湖的道路彻底打通。同年9月，接五师师部电令：十五旅并入第三军分区、王海山调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日军针对国民党诱降受挫的局势，调集4个师团的兵力，加上伪军共计7万之众，对湖北襄西国民党抗战部队大举进攻，新四军五师为策应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于是主动出击，牵制进犯鄂西的日军。王海山命令第三军分区的江南挺进支队，配合新四军四十五团迅速打过长江，直抵洞庭湖畔的桃花山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分散敌人兵力。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在日军重兵分为10路向襄南中心地区疯狂大“扫荡”的3天中，王海山率领部队突袭敌军，歼灭伪军暂第六师特务营，接着在收复汪家桥据点的战斗中，活捉伪“定国军”汪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配合新四军兄弟部队，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策应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加强了襄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日伪军发出最后投降的时间通牒。新四军五师命令各军分区（旅）部队，开展受降工作。但是，下山摘桃子的蒋介石也发出所谓通令，要求全国所有日伪军原地待命，等候国民党部队前来受降，致使新四军五师受降工作遭到敌伪军的抗拒，王海山坚定不移地执行对拒降日伪军坚决消灭的指示，对凡是拒降的日伪军一律歼灭之。

8月17日，在天门县吴家新场对日伪军进行受降时，这支日伪军头目极端反动顽固，仗着自己部队武器精良，战斗力强，又以为有日军撑腰，妄图凭籍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拒绝投降，并向十五旅受降部队突然开枪开炮，王海山怒不可遏，采取关门打狗的战术，向拒降日伪军猛然开火还击，全歼拒降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两个大队，击毙日军50多人，伪军400余人，俘虏日军军官5名，伪军官兵200多人，缴获单射炮一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5挺，长短枪270多支，这也是王海山十五旅在襄西南抗日战争中最后杀敌的一场战斗。

1957年10月在担任副省长期间，王海山兼任湖北省东西湖围垦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协调各个方面的工作，使工程得以顺利完工。他离休后，撰写革命回忆录。1990年8月22日，在武昌逝世。

周凤池（1912—1971），派名泽藻，东西湖区柏泉农场江先塆人。

继承父业，经营小布店。1941年9月，新四军组建了汉孝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被合作站站长，为新四军征集地方粮、税，从武汉采购军需品。同年12月，柏泉恢复红学，任总队长。1942年5月，调任办事处军事科副科长，主管柏泉、孝感两地红学的统战工作。同年6月，组织红学，配合新四军，粉碎了日伪对柏泉、东山“扫荡”。 9月，日伪军进行更大规模“扫荡”，新四军转移，周被捕。获释后，辗转20余天，到大悟向新四军周志坚旅长汇报。1943年2月，任二军分区参谋，不久调任陂安南纸烟统制区主任。1945年5月，经组织同意回家疗养疾病。

1946年“中原突围”期间，受周志坚委托，掩护某团政委吴生敏、郑位三之女郑寄英夫妇和原五师医务处处长叶果安全转移。不旬日，帮助周志坚等3人顺利地经汉口（留1人在汉）转南京（后赴延安），帮助另外3人转移到安全地区。同年8月，新四军三军分区机械所副所长周源卿和工人周礼青求助，周设法安置他们以卷纸烟卖为掩护，暂时隐蔽下来。

1947年春，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盘查，改名周振新到汉口长堤街源泰机器厂当管账先生，数月后又潜回柏泉。1948年5月，租赁客运汽船，自任经理，往来于柏泉和姑嫂树。经营了一个多月后，再次被捕，经其亲家张国泰（县参议员）说情，幸免于难。

解放后，在柏泉供销社任采购，1971年病逝。

刘伟（1915—1973），化名敦化，汉阳县巨龙岗刘塆（今属东西湖区东山农场）人。

23岁以前在家乡务农，1938年，秋赴洪山投身革命。曾任“抗大”三大队政治教员，汉江军区独立旅二团某营教导员，“抗大”十分校政治教员等。1947年—1951年，先后任皖西独立团政委，金寨县县长，中茶皖北分公司安徽省公司经理，安徽省商业厅外贸处处长，安徽省财办主任。1954年，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任飞机制造厂车间主任、总工程师。1955年，调任二机部四局党委副书记。1958年，任安徽省劳动局副局长，安徽省工业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同一姓名人“刘伟”历史问题的纠缠而遭受侮辱和折磨，于1973年脑溢血含冤去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李格非（1916—2003），祖籍汉阳县柏泉乡李家大湾（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大李湾）。武汉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曾在莫斯科大学讲学四年，在日本东京、名古屋等地大学举行过学术讲座。曾任《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并于1991年完成这部人世间罕见的鸿篇巨制。

李格非的祖父李静安是一方名医。父亲叫李昌林，在李格非三岁那年就去世了，全靠祖父李静安抚养成人。

李格非才智过人，勤奋好学，1938年考入武汉大学。1942年毕业后进武汉大学文科研究所深造，1945年留校任教。

曾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系副主任、代主任，校务委员；兼湖北省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李格非诲人不倦。古汉语被他讲得生动活泼，妙趣横生。

1957年秋天，李格非被国家派往苏联，担任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的客座教授。原计划是两年，可两年期满后，由于莫斯科大学的再三请求和挽留，经我国教育部同意，东方语言学校又续聘了李格非教授两年，直到1961年的夏天才得以回国。

在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李格非共为全校的本科生和青年教师开设了十二门课程，有《文心雕龙》、《诗论》、《汉语史》、《音韵学》、《周秦古音系统》、《文字学常识》、《近体诗的语言》、《词的语言》、《戏曲语言》、《汉魏乐府语言》、《先秦文法提纲》、《现代汉语方言》等。

当时，莫斯科大学有不少教师和学生都不无挑衅地在李格非面前抱怨说，他们知道，《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是影响远及当代中国文化人的一部经典之作，但是他们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到莫斯科大学作短期访问的学者很多，却没有一个人敢讲《文心雕龙》。听到这样的议论，李格非虽然心里很不高兴，但是，他却没有和他们发生争论，只是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在他的手上结束中国学者在苏联不讲《文心雕龙》的历史。他立即决定，从第二天起，就由他来主讲《文心雕龙》。

在莫斯科大学讲学期间，李格非教授的各门课程都受到听课的教师和学生的欢迎。无论是学校当局，还是业内同行，人们无不对李教授的讲课褒扬有加，赞不绝口。

在莫斯科工作和生活的四年，是李格非人生经历上不断完善自己的一个过程，也是他才智不断升华的一个过程。他培养的学生中有两位佼佼者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这两位院士不仅是学术上的泰斗巨擘，而且是很重情意的谦谦君子，他们每次来中国访问，都要专程赶来向自己的恩师李格非教授致意和问候。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1989年初夏访问我国的时候，他的首席顾问还着意打听李格非教授的近况，对李老表达了极大的关切。

1963年秋天，中国政府组织各个学术部门的一流专家学者成立了一个代表团访问日本，由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先生担任代表团的团长，其成员包括先秦思想史专家侯外庐，近代史学专家刘大年，考古学家夏鼐，古代文学史专家游国恩等，而李格非，则作为语言学专家成为这个中国学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汉语大字典》是在广州会议上由湖北省接过来的，湖北省出版局局长于溪当时之所以敢于把这个烫手山芋接过来，就是因为她的身后站着一个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李格非。李格非担任《汉语大字典》的主编似乎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当领导把这个想法告诉李教授时，他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连连摆手，坚持不干。他说，自己才疏学浅，学养既不够，资历更不足，实在难以担此重任。他愿意竭尽全力把这部《汉语大字典》编好，但说到主编一职，却极力主张推举一位德高望重、学养和资历都堪称一流的大学者来担当。因此最初几年，虽然《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主编一职却始终是个空缺（这段时间是李格非教授担任常务副主编，主持编纂工作）。直到1989年11月，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这才共同发文，任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四川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徐中舒先生担任《汉语大字典》主编，武汉大学的李格非和四川大学的赵振铎教授则担任常务副主编。

李格非先生去世以后，赵振铎先生曾在一篇怀念李格非先生的文章里谦逊地写道：“其实，《汉语大字典》真正的主编是李格非教授”。

1991年，在李格非教授75岁时，八卷本《汉语大字典》最后一卷出版。2003年3月，李格非教授在深圳逝世，享年87岁。

肖雾英（1917—2000），汉阳县六安乡肖家渡（今东西湖区走马岭街办事处六合大队）人。她出身贫苦，做过童养媳，当过女童工。她投身革命后迅速成长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旅长，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英雄。

肖雾英父母靠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共生了八个孩子，因贫穷只成活了三个，肖雾英是家中长女，从小就尝尽了人间的苦难，也造就了她倔强的性格。长到十一岁时，父母不忍看着孩子们饿死，狠心将作为长女的肖雾英送给汉阳县南乡一户人家做了童养媳。肖雾英虽然只有十一岁，但每天要洗衣做饭、下地劳动，做的都是和大人差不多的活，还经常挨打受气。由于她天生性情刚烈，受不了这种非人的生活，十三岁时独自逃到武昌盛兴纱厂做了一名童工。在纱厂做工期间，在进步工人师傅的影响下，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33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她与几个工人一起投奔了当时驻在黄陂木兰山上的红军队伍，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刚进部队时，因年龄太小被安排在后勤部门，但她生性胆大，坚决要求上前线杀敌。1934年，在一次攻打侯坪的战斗中，时任排长的肖雾英与一个营的敌人相遇，双方展开激战，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一颗子弹击穿了她的右肩，当时她晕死过去，被战友抬回部队。由于部队医药奇缺，生命垂危，但她凭着顽强的生命力而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不久被提升为副连长。抗日战争时，肖雾英所在的部队并入八路军115师343旅鲁豫鄂支队。在这拼死战斗的日子里，她多次立功受奖，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渐成长为英勇善战的女神枪手。人们常见她盘着头发，身着八路军灰布军装，腰系皮带，挎着短枪和佩刀，骑着枣红大马带兵练习。为了侦察敌情，她时而化装成卖针线的小贩，串乡走村；时而化装成阔太太，到一些重要的交际场所巧与周旋。1940年3月15日，肖雾英所带连队与日伪军第二十七军相遇。这次战斗，她和战士们从早上一直战斗到下午，伪军的一百多个碉堡全被她们摧毁，并俘虏了二百多名伪军。战斗结束后，肖雾英被提升为连长。1943年，她升任为团长，之后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在此期间由部队首长作媒与战友吕作松相爱成家。解放战争中，肖雾英升任旅长。

解放后，肖雾英因身体多处战伤被调往地方工作。历任上海市第一纺织厂党委书记、南京市商业局局长。1977年光荣离休。2000年，在南京病逝。

周源清（1917—1998），字银州，东西湖区柏泉大周湾人。原新四军修械所所长。

1926年，在茅庙集的新式学校接受了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启蒙教育。

1934年春，到汉口汉正街三善巷天津裕德机器厂当学徒，三年满师后，转到和兴机器厂做工。1941年11月，周源卿经同乡张泽景介绍，去汉川天汉（天门、汉川）湖区鄂豫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部修械所工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2月起，周源卿历任新四军三军分区兵工厂制造股股长，天汉、三湖修械所所长。研制发明了枪榴弹。在游击战中，这种改制武器对炸毁日军水上的船只很实用，很受战士欢迎。

1947年2月，到源泰机器厂去做工。晚上开展秘密活动，送武大毕业生到解放区。

1948年5月，周源卿任汉孝陂边区12区区长。张贴传单、标语进行辟谣和宣传共产党的宗旨、政策；与地方开明人士接触，有时同他们到“天然”、“柏泉”茶馆饮茶聊天，以联络感情，相机做些统战工作。

1949年3月，做支援前线、交通联络、搜集情报、组织青工学生学习、接管城市等工作。５月１６日下午，周源卿穿上新军装，佩胸牌，挂手枪，去岱家山迎接四野12兵团（肖劲光）的部队进城，武汉正式解放。

解放后，周源卿经过短暂的培训，随苏星到江岸接管平汉铁路，为筑路架桥而奔忙。20世纪50年代，分管铁路局劳保福利工作；参加验收武汉长江大桥的工作；主持修建鸡公山疗养院；参加建设武汉—广水的京广复线；汉口—丹江铁路建设工程；武汉—襄樊的铁路工程；武昌火车站新建工程；余家头编组站扩建工程等等。

70年代，任郑州铁路局工电处副处长，主管工务。完成了330工程指挥部等任务，直至1977年6月离休。

周源卿于1998年在汉口病逝，享年81岁，长眠于武汉柏泉睡虎山陵园。

密加凡（1917—2005），汉阳县柏巨乡巨龙岗小密湾人（今东西湖区东山农场群力大队）。原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祖父密昌墀，光绪十八年进士，山西徐沟知县。其大弟密加凤参加新四军后易名密伦，抗战时在湖北京山壮烈牺牲。密加凡四岁时全家迁往北平，六岁读书。七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刘润姑只好带着全家返回故乡，靠着一份田产出租过日子。1931年，密加凡到汉口读高小，吃住在哥嫂家。1933年读中学，转住二姐家，其国文课读了不少鲁迅的文章，从中明白了许多道理，接纳了鲁迅的进步思想。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武汉学生积极响应，一面通电声援，一面在汉江汇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密加凡参加了这一大规模的策应斗争，亲身感受到人民力量的巨大。

1936年，密加凡考入省立武昌高中（简称省高，现市十四中）住读。这年密加凡参加了武汉秘密学生会议，第二年任武汉秘密学联组织部副部长。密加凡还阅读了不少苏联革命小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读本，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走向光明，人类求得解放的唯一真理，从而更加信仰共产主义，并且于1937年9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2月，密加凡以乡镇助理员身份到了石首县，组织上安排密加凡到民众教育馆任代理馆长。当时，石首无党组织，密加凡从组建“青年抗日救国团”入手，开展反贪污运动，秘密发展党组织，先后建立了特支委、县工委直至县委，密加凡皆任书记。县委下辖三个区委，约二十个党支部，党员150人。同时，还成立了秘密外围组织“民族抗日先锋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因对国民党的反动性认识不足，缺乏警惕性和斗争经验，对国共合作的形势盲目乐观，在筹建“青救分团”时，与反动势力在“石首日报”上公开论战，过早暴露了身份。省委决定让密加凡等立即转移，未暴露的党员留下继续工作。

1939年4月，密加凡化名李大鹏到公安县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兼管石首工作，活动转入地下。年中，湘鄂西区党委成立，钱瑛（女）任区委书记，密加凡任特委委员、青年部长兼公安县委书记，并且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0年2月，密加凡抵达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并且担任“七大”代表特支学习委员和院总支委员。参加了张闻天、陈云主持的建党问题研究会。1941年由陶铸推荐调中央秘书处电讯科工作。1943年延安整风中，因有人在“逼供”时咬密加凡是“特务”，故以“特嫌”被关押在康生主持的中央社会部进行审查。“七大”代表资格亦被取消。1945年，钱瑛到达延安，说明了密加凡的情况，澄清了事实，特嫌被否定，并作了平反结论。1946年后，历任雁北地委宣教科长，宣传部部长兼地委秘书长。6月经中央组织部调离雁北。

全国解放后，密加凡于1949年10月随军南下湖北恩施，留任恩施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兼革命干部学校副校长和“恩施日报”社长等职。1953年4月调黄石市任市委委员、宣传部长。1954年9月任湖北省委宣传部秘书长。1955年11月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中苏友协湖北分会副会长，以及省文联党组书记等职直至1966年文革开始，密加凡接受审查，被打成“走资派”受到批判。

1973年9月，出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党委常委，兼校委会副主任。1974年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教材《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等。1978年4月奉命创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同时恢复文革前省社科联及其各学会的活动。大胆使用有争议而有特长的专家人才，还不拘一格招聘了一批中青年研究人才，为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情报学等学科造就了第一代创业的基本队伍。这年6月任省社科院第一届党委书记、副院长兼第二届省科协副主席。1979年兼任省马列著作研究会总干事等。1980年底兼任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及办公室主任，兼任中国马恩列斯毛著作研究会理事。中国生产力经济研究会副总干事。1981年兼任省社科联执行主席。7月筹建省地方志编纂机构，具体主持一省修志工程。忙于建机构，聚人才，普及修志理论知识，指导各地修志，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82年5月兼任省第三届社科联顾问和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等职。1986年任省政协常委、省地方志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8月和10月，先后任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和常务副总纂。

1989年12月，密加凡离职休养，享受副省级待遇。但是他离职不离工作，担任省地方志常务副总纂，主持日常工作。1996年密老八十高龄，仍壮心不已，一边忙着修志，一边又在思考新的学术课题，他提出并倡导开展对长江文化的系列研究，毅然出山受任省社科院长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和《长江文化研究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引领众学人开展组织编纂和出版的艰巨工作。2004年《长江文化研究文库》开始陆续编辑出版，密加凡对每一本书都视为家珍珠玑，爱不释手，册册绎读。

2005年9月，省委书记俞正声到医院看望密加凡，并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其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10月15日，在武汉病逝，享年88岁。

魏杏云（1919—2000），1919年生，东西湖区柏泉农场魏塆人。1943年毕业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化学系。1945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理科研究所，获硕士学位。

1946年起，先后执教于湖北医学院、湖北农学院、武昌中华大学、湖北纺织专科学校，任讲师、副教授。1955年，在北京重工业部综合研究所进行有关项目的分析研究，同时进行全国重点项目《全国配煤方案》的研究。1962年，调广州国营糖业公司技术科甘蔗科学制糖研究所研究制糖的澄清化学和蔗汁成分的分析。60年代后期，魏杏云调回北京，在轻工业部设计院协助发酵所研究玉米芯制糠醛。随即又进行稀硝酸盐水解麦秆及棉籽壳研究，试制成功木质素树脂铸造用铸件，其光洁度达到三级标准，该成果被选为向“七一”献礼项目。在1976年后十年间，成功试制和研究柠檬酸，填补了北京市的此项空白，葡萄糖池无毒涂料和白酒池无毒涂料两项成果均获得推广应用，同时主编《发酵科技》杂志，并且建立了科技情报室。1989年2月，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周法云（1920—1991），东西湖区柏泉农场庙塆人。他出生于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1938年，在武汉铁路职工子弟学校毕业后，考入武汉大学。

抗战期间，毅然终止大学学业，投笔从戎，考入中央军校十六期习炮科。1940年毕业后，奔赴前线。1946年，随所任职的国民党军队迁驻台湾。他在军务闲暇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西欧哲学及自然科学，其后经台湾当局批准，同郝柏村（后曾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等国民党军政人员56人去美国留学，学成返台。退役后在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课程，此外同林虹辉合创《环球时报》社。

1988年，回大陆探亲访友，返台后环岛演讲，宣传海峡两岸统一大势，撰文陈论，呼吁祖国统一，并多次联系挚友，引介台商和日商到武汉考察投资。

他力促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走访台湾“立法院”、“教育部”，敦促制定两岸文化交流法规。1990年秋，率“台北促进文化经济交流访问团”到武汉，同武汉京剧团、武汉杂技团商议赴台公演事宜。返台后，又邀请知名人士为两团赴台筹措资金，物色剧场，安排日程、食宿、交通等。1991年初夏，又邀请《环球时报》社长等一行到武汉，促使两团赴台公演签约。

朱玖（1921—2001），女，东西湖区新沟镇人，全国劳动模范，原武汉市国棉三厂革委会主任、党委副书记，武汉市妇联副主席。

1934年至1938年在武汉申新纱厂当纺织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回乡务农，1947年7月回厂。

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工作，刻苦钻研技术，达到看800台锭的水平，破当时全厂最高生产记录，1950年被评为武汉市特等劳模，同年出席全国工农兵劳模大会。1953年任申新纺织厂副厂长，同年出席全国纺织劳模大会；1953年9月18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任命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54年出席全国群英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同年当选为武汉市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1962年任该厂工会主席；1968年至1978年任国棉三厂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党委副书记等职，同年兼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不脱产）、武汉市妇联副主席等职；1987年为武汉市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委员。

1982年出席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纺织工业部劳模大会。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时参加全国观礼活动，受到江泽民、李鹏、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亲切接见。

1994年退休后仍从事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主动关心企业的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深受广大职工的赞扬。

童启刚（1921—1968），东西湖区柏泉农场王家嘴人，后迁居东山农场。原东山农场场长。

1951年，积极参加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斗争，被选为刘嘴乡四村村主席，次年底，任乡生产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元月任乡长。1954年3月—1968年，先后任柏泉乡、巨龙乡党总支书记，区委委员，东山农场副场长、党委副书记、场长等职。1952—1954年，先后在土地改革运动，支援荆江分洪、抢修汉宜公路和组织襄河干堤堵口复堤工程中三次被评为甲等劳动模范。

在农场创建事业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保持农民本色，长年累月深入群众，踏遍田头地角，了解干群思想、生产及生活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他保持艰苦奋斗传统，抵制和批评浮夸之风，在围湖造田、兴修水利、消灭钉螺等重大战役中负责具体组织领导工作，身先士卒，调动千军万马，出色完成任务。他相信科学，实事求是，在改造“一万八”冷浸田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因地制宜，为农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他关心群众疾苦，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60年前后），他允许农工饲养畜禽，开荒自救，增加收入，渡过难关。1968年，因公殉职。

李仁初（1924—2004），东西湖区慈惠街渔门大队人，原广西商务厅厅级干部。

1949年2月参加解放军，随四野民运大队南下。1950年1月起，历任中共广西柳州地委某研究室干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组织部秘书；宜山地区党校副校长、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政治处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秘书处副处长；中共百色地委秘书长；南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政治处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厅级干部，兼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广西分会秘书长。1987年离休。

蔡静安（1925—1996），汉阳县黄忠乡小蔡家塆村（今东西湖新沟农场东方红大队）人，16岁到汉口一家鞋铺当学徒。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蔡静安和几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到山东参加了解放军，被分配到山东军区所属的后勤被服厂工作，后转至山东军分区所属的军需厂，担任生产技术方面的工作。不久转至军械所工作，在研究掌握了捷克式、汉阳式、三八式等国内外步枪的优缺点后，认真推敲，精心设计出了新式步枪结构图，用于我们自己兵工厂步枪制造工作，并由蔡静安具体组织实施。在多次反复实验试制后，终于研制出了一种重量轻、体积小、射击精度高、便于战士携带和使用的新型七九步枪，后被取名为“八一步枪”。这种枪投入生产以后，不断用以装备我军部队。之后，还仿制出“八一式掷弹筒”。

解放后，蔡静安已是正团级领导干部。1965年调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某设计院工作，先后担任工程师、设计师、设计室主任、设计院副院长、院长等重要职务，并取得正师级的职称。1985年光荣离休，1996年在北京逝世。

周元白（1925—1985），东西湖区柏泉农场大周塆人。

1943年，毕业于北方新闻学院，曾为唐山报社记者、南京青鸟剧社演员、中国旅行剧团主要演员。1949年，在武汉中原大学戏剧文学部学习。后为中南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武汉话剧院演员、导演。

1955年，出演《扬子江边》剧中人物，以精湛的表演荣获全国汇演演员二等奖。1959年，自编自导自演反映江岸车辆厂工人们奋发图强创造精神的话剧《万紫千红才是春》，得到湖北省戏剧家协会颁发的创作荣誉证书。同年在湖北电影制片厂成立后的首部电影《亲人》中担任主角，接着参与另一部电影《革命风暴战胜龙卷风》的编写与演出。20世纪60年代，担任专职导演。

周曾历任湖北省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武汉市戏剧家协会理事。

胡一禾（1925—1984），原名胡方泰，东西湖区新沟镇人，高师学历。

1937年—1938年7月，在汉阳县某私营杂货店当学徒。1938年6月，进汉口儿童保育院，同年经湖南到四川璧山县保育院读小学。1942—1945年，在四川省立第十五中学读书，同年，考入湖北省宜都师范学校学习。在进步教师和进步报刊的引导下，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汉阳天恩小学、重庆建川中学任教，同时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新青社，积极投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进步学生运动。

1950年，由新青社社员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在青年团重庆市委员会工作，代理重庆市学生联合会书记，任育才中学教导处副主任、重庆市农工民主党委员会宣传处处长等职。1953年，调北京，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科长秘书、主席秘书、《前进》刊编辑室主任等职。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副厅级）。

黄振之（1925—1988），东西湖区柏泉农场南湖大队淌塆人。原武汉市机械局局长。

青年时期在汉口刘敦启机器厂当学徒，出师后，在汉阳恒顺机械厂工作。武汉解放后，在市总工会工作，不久调任市委机械工业处处长。在私营工商业改造运动中，出面做汉口地区机械厂私营老板的工作，联营组建武汉机床厂。“文化大革命”前夕，调任武汉市机械局副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冲击。拨乱反正以后，任市机械局局长。1985年，任市机械局顾问。

詹财斌（1927—1992），又名友苟，东西湖区辛安渡农场郭家塆人。出身泥工世家，从小随父学艺，受门里师傅精湛技艺熏陶。

1952—1959年，在中国建筑公司工作，被聘为七级建筑工人，足迹遍及华中、中南、华南数省，其高质量、高速度的施工水平赢得广泛赞誉。1956年，在郑州煤建学校建设工地与其徒弟一人参加“万块赛”，以日完成万块砖的成绩夺得第一名。1981年10月，受国家挑选，以援外工程队一员，支援伊拉克建设。1983年4月，在巴格达发电站建设工地上，他在同法、德、日、伊、埃等国数以百计的泥工，历时十天的施工竞赛中，荣获一等奖。随后又应国际友人之请，作了一次砌墙现场施工观摩表演，在场所有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交口称赞，公认他的泥工手艺为世界所罕见的“绝技”。

有人问他技术超群的诀窍，他说：“熟能生巧。我有敏锐的触觉，操作时手和眼会很自然地在正确轨道上运行，甚至连脚都能识别墙做得有无差错，这样，节约了许多牵线、挂线、吊线的时间，把所有时间都用在码砖上，怎能不快呢？”

段光德（1927—2002），汉阳县柏泉乡（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1944年，在汉口满春路孙万昌机械厂做工。1952年后，历任共青团武汉市汉阳区委干部；共青团武汉市委常委、教育长，青工部、组织部、军体部副部长；湖北省江北农场副场长；武汉市园林局党办主任、副局长；中共东西湖区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兼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1988年3月，退休后任东西湖区老年大学校长。

他作风严谨，清正廉洁，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退休后多次向区委、区政府进言献策，为东西湖区老年教育事业和老干部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彭茂功（1930—2006），1930年8月出生于汉阳县柏泉乡（东西湖区柏泉农场），初中学历。1952年起，历任汉阳县刘嘴乡、庆丰乡、柏泉乡乡长，东西湖区柏泉农场科长、副场长、场长、场党委书记。

1979年10月，调任区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组织部长。1983年12月至1990年2月，任区政协主席。2006年4月30日，在吴家山病逝，享年76岁。

在柏泉农场至今流传着他的故事。

　　1969年8月23日，8个小时降雨量达261.7毫米。是日下午，值班人员报告北湖漫水，此时彭茂功正在召集各路防汛人员开会，他当即派余兆宏、周振国前去察看水情，他们扛着铁锹上堤试探漫水有多深，上去一看，还好，没有过膝盖。他俩电话告知彭茂功，并请示，保不保堤？彭当即回答，有一分救，就要救，并说马上赶到。余兆宏设法通知园林大队刘寒田、张正浩；又联系柏泉劳教所，调集80余劳力，进行抢险。天黑之前，彭茂功赶到堤上，亲临指挥。一夜大风大雨未停，一片漆黑，他们用草袋装着泥土，背到堤上堵水，身上全部湿透了。可是，为了保住大堤的安全，他们咬牙坚持到天亮，最终保住了北湖堤。清晨，杜云阶、张昌香上堤换下来彭茂功、余兆宏，对劳力进行了相应的安排。再说北湖堤是属于民垸，区防汛指挥部的意见是放弃，由于彭茂功等人的果断指挥，冒着很大的风险保住了，事后受到区里的表彰。　　

　　1972年双抢期间，红光大队刘嘴生产队的复秋面积大，劳动力少，需要人力支援。7月23日，农场党委副书记彭茂功带领农场机关8名干部，每人带着蚊帐和农具，来到刘嘴生产队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三同，也被干群开玩笑地称之为“划等号”。他们在彭副书记的带领下，割谷、栽秧、挑草头，耕田、平田、带挑秧，样样都来。那时在农场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早见星，晚见灯，中午吃饭不回村”。在炎热的夏天，白天劳累一天，晚上只能拿着蒲扇解凉和驱赶蚊虫，边聊天边议事，往往是到了下半夜才入睡，第二天清早，又起床下地干活了。刘嘴生产队和彭家巷子只有一丘之隔，田地相连，彭在划等号的38天中，一天也没有回家。这次下队搞“三同”，由于没有生活补助，8人的当月工资，全部花光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彭茂功被打成 “走资派”，被批斗过，也挨了打，下到农场机关食堂打杂、喂猪……，他说，我挨整批斗是小事，像这样搞下去，不去抓生产怎么行，不栽秧，就没有谷割，收不到粮食哪有饭吃！

恢复职务之后，彭茂功就和军代表忙着重新组建农场领导班子，制定生产计划，把农场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点。整个文革期间，除1969年农场经济亏损140万元外，年年盈利，在全区名列前茅。农场还新办了武汉焰火厂，柏泉酒厂，柏泉炼乳厂等几家骨干企业。

林正汉（1933-2002），东西湖区东山农场人，1949年参加解放军，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起，历任汉阳县巨龙乡副乡长、

乡长，东西湖棉粮五场科长，陈家冲大队党支部书记，东山农场副场长、场党委副书记、书记，东西湖区政府副区长，中共东西湖区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副主席。2002年，在东西湖区逝世。

1964年，东山农场新建的前进大队，面积紧挨着总干沟。由于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田地冷浸，导致每年草荒严重，庄稼长不好，水稻单产仅100公斤。干部职工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连计划工资都拿不到手，非常灰心丧气。这件事就象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林正汉的心上。为找准问题，他带领机关一班人到前进大队住下来，深入田间查看实情，分析原因，走访老农。制定出改造冷浸田的可行性方案：重新调整老式田块的布局；田地的厢沟面全部改向朝阳，以利增长日照时间；废老沟、开新沟，缩窄沟面，加深沟底，以利降低水位，提高地温。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改造，成功遏制冷浸现象，达到了高产丰收的预期效果，稳定了人心，使干部职工重新树起了搞好生产的信心。

林正汉除开会外，他的时间都花在跑基层上，到地角去了解情况，到田头去查看庄稼，发现问题及时研究，并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农场的一块块田地，一条条沟渠，一个个涵闸，全都装在他心里。他下基层是穿一双黄球鞋，从来不穿袜子，为的是便于在田间查看庄稼时，随时脱掉鞋子打赤脚走有水有稀泥的田埂路。“一万八”大农田是他常去的地方，那是有多少条主干渠，多少条小支沟，他能数得清清楚楚，说得明明白白。有人编了一首顺口溜：“林正汉，凉帽壳（晴雨芦苇帽），穿球鞋，打赤脚。一万八千亩，七十二条沟，横数直数都不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揪斗所谓“走资派”的日子里，一开罢他的批斗会，他依旧去跑基层，看庄稼。他下基层总是先到田头地角查看实情，掌握第一手资料，取得指导工作的发言权，然后再去听生产队干部汇报。基层干部说：“向林场长汇报工作，若想弄虚作假，蒙混过关，那是自己翘起屁股挨板子。”他让一部分机关干部到生产队去蹬点，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开会指导工作。又让一部分机关干部白天下队跑面上情况，晚上集中汇报工作。培养出了一批务实的基层干部。

张昌干（1934—1995），东西湖区柏泉农场老屋塆人，博士生导师，脑外科专家。

1955年高中毕业后，在湖北省建工局任业余学校教员。1956年，考入广西医学院医疗系。1961年，在广西柳州医专任医师，同年11月，调回武汉在武医工院外科任医师。1989年8月，调到同济医院，先后任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78例脑型血吸虫病的外科医疗经验》、《一种新型神经外科手术头架》、《小儿神经外科学》。

二、人物录

陶述曾（1895—1993），武汉市新洲区倒水河畔人。

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3年后，攻读土木工程。1947年，就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广州港工程局局长。1948年，辞职回汉，以教书为生。1949年2月，经中共中原局地下党组织同意，出任国民政府湖北省建设厅厅长，为保护市政设施，迎接解放做了工作。

1954年，任武汉市防汛指挥部总工程师；1955年3月，任湖北省水利厅厅长，主持东西湖围垦工程规划与设计。1957年，担任湖北省东西湖围垦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兼总工程师，主持东西湖围垦防洪排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并在施工中使整个工程按设计要求，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1962年7月8日，被补选为湖北省副省长。曾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湖北省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务。

袁兴明（1901—1974），四川绵阳人，出身贫寒。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家中老幼7人因此惨遭国民党杀害。1934年，加入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1949年，任湖北省公安厅后勤处长。1952年，任湖北省沙洋农场管理局副政委。

1957年11月，到东西湖领导开荒，任棉粮三场（今辛安渡农场）党委书记。1959年，调东西湖农管局，先后任书记处书记、局党委副书记。1960年，初调武汉市硚口区任区委副书记。1965年，离休回四川。

王嘉善（1902—1996），湖北麻城乘马岗区北界河葵四甲村王家塆（今属河南新县泗店乡邹河村）人。1902年2月27日生，1926年12月，参加农会，担任联络员和秘密交通员。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一军战士、班长、排长，红一军政治部指导员、组织干事，红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独立一师团长、政委。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冀南一分区一团、九旅二十六团、独立团、新四军四十二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卫生部政委，第二野战军荣军学校校长、政委，冀南荣军管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荣军管理局处长、副局长兼荣军学校政委，湖北省沙洋农场总场副场长，武汉市东西湖水产养殖场场长，武汉市东西湖农管局副局长等职。1961年离休后，曾先后被选为湖北省政协第四、五届常委，武汉市东西湖区第二、三届人大代表，武汉市第六届人大代表，湖北省第四、五、六届人大代表。1985年，经中央批准享受副省级待遇。1996年10月30日，在吴家山逝世。

王旭坤（1903—1950），别名王和尚，汉川县人和一大队三屋台人。青少年时期参与中共组织的秘密革命活动。1923年，加入共产党。

同年十月，由庙头乡的党特支领导人王平章、王新春等人的安排，在庙头镇一家杂货店当“店员”，主要负责庙头、榔头、台头、邱子垴等地的地下联络工作，经常与庙头、榔头、台头的地下工作者秘密接头，为襄南、襄北的两支游击队和地下党组织传送情报、筹措经费，安排过往地下工作人员的生活和住宿，协助党组织开展地下活动，庙头镇杂货店既是当时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集散点，又是党的特支机关驻所。

1925年秋天，江汉地区党的地下联络站，由于叛徒的泄密，遭受到严重破坏，地下工作人员王显立等惨遭杀害。庙头镇党的特支机关也遭到破坏，联络站与各地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面对艰难险阻，王旭坤无所畏惧，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辗转于天门、汉川、沔阳等地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春，鄂中地区党的地下联络站迁驻辛安渡，王旭坤任地下联络站站长，主要担负着汉川、汉阳、孝感等七个县，以及洪湖革命根据地的联络任务。王旭坤以自己是辛安渡戴家湾女婿这一特殊的社会关系，名正言顺地扎根于辛安渡地区。他在辛安渡集镇上开了一家不起眼的饭店，白天提供饭菜、茶水，晚上招待客人住宿，表面上看起来与其他的饭店没有什么两样，但实际上王旭坤是以开设饭店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因此辛安渡集镇上的饭店已成为鄂中地区地下联络站的活动中心。王旭坤开设的饭店除了接待客户外，联络站的直接领导人王平章等人经常来此进行联络活动，党的领导人李先念、董必武、郑位三、陈少敏（女）等人也曾来此布置、指导革命工作。

1927年3月4日，湖北省第一次农民协会在武昌举行。遵循上级关于“集聚革命力量，开展斗争，尽快恢复鄂中地区七个县党组织活动”的指示，王旭坤于1927年，利用中元节日（农历七月十五），开展民间传统文艺活动“讲善书”（类似今评书）的机会，以他的饭店正式开业为名，举行了七天的宣讲善书活动。辛安渡王家饭店开张时，王旭坤“老板”特意聘请了汉川两位有名的先生来此讲善书，消息一经传开，四面八方的群众迅速前往听善书，可谓热闹非凡。在七天的活动中，王旭坤采用在讲台上出示接头暗号单独联系和在饭店设宴待客公开与革命者见面的方法，分别与七个县的地下党领导和相关人员进行了接触，了解情况，传递信息，接受任务。通过这种有效途径，达到了预期目的，使分布在鄂中地区断了线的各个党组织又接上了关系，使分散的革命力量又重新联合起来。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迅速建立、发展和红军的军事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敌人活动也愈加猖狂。1937年夏，汉川庙头国民党还乡团探听到王旭坤在辛安渡秘密活动的消息后，多次进行跟踪。上级党组织获悉这一情报后，为了保护组织及王旭坤的安全，便指示辛安渡地下联络站予以撤消。之后，王旭坤转赴大别山新四军第五师。从此，他出没山林，驰骋疆场，同敌人坚持浴血奋战二十余年。

1949年，王旭坤随军南下，在解放孝感时，组织上将王旭坤调往孝感任兵站站长，1950年2月病逝于孝感。

1951年，汉川县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其为烈士。1987，年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将王旭坤的事迹载入革命烈士英名录，以垂青史。

涂允成（1903—1969），湖北省黄陂县鲁台涂家大湾人。1928年，毕业于北洋工学院（现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31年，考取湖北官费赴美国留学资格，在康奈尔大学、爱阿华大学攻读水利工程，获博士学位。

1935年归国，先后在北洋工学院及武汉大学任教。1945年底，任国民政府江汉工程局局长，主管湖北的堤防工程。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经中共地下党员，化名涂仁的堂侄涂夫鼎策动，参加革命。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保留下一大批水利工程人员和防汛抢险器材，特别是完整地保留了湖北境内各水文站历年积累的宝贵资料，在武汉解放后全部移交给军管会。

1949年，武汉刚解放即遇大汛，涂和原江汉工程局全体人员坚守岗位，取得了防汛斗争的胜利。此后，涂曾应聘在华中农学院教授农田水利。不久，就任中南水利部农田水利处副处长。1954年夏，任武汉市防汛总指挥部副总工程师。

中南行政区撤销后，调任武汉市水利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组织编制了《东西湖垦殖区防洪工程设计任务书》、《汉口东西湖垦殖区防洪排渍工程初步设计文字说明》及《湖北省东西湖围垦防洪排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1957年9月，被任命为湖北省东西湖围垦总指挥部副指挥长兼副总工程师，协助指挥长及总工程师出色地完成了东西湖围垦工程施工的任务。

1958年，调任湖北省水利厅副厅长兼总工程师。曾任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常委，省政协副秘书长，民革武汉市委副主委、民革湖北省委副主委、民革中央候补委员。

汪品三（1904—1966），字光霁，黄陂祁家塆汪下畈村人。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就读私塾，擅长近体诗，且工于书法。

辛亥革命后，受民主共和思想影响，有志以身许国。及长，为维持家人生计，于1926年春背井离乡，辗转于汉阳、孝感、汉川湖区设馆课徒。他先后在新沟、河泊湖、戴家塆、汪家台、严家台、辛安渡、四汊河、戴家台、郭家塆以及东山等地，设馆20余堂，受业学生600余名。许多学生一连数年随馆易更，负笈从师。

汪一生约写了2000余首近体诗，严守格律，其内容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1954年，曾自编《阅世诗编》。“文化大革命”中，其手稿散失过半。1984年，其长子编辑《汪品三诗选》，收其近体诗99首。后又有其学生汇集其大部分幸存手稿，编成《桃潭隐者汪品三文墨选》。

饶民太（1909—1979），湖北省安陆县赵家棚饶家中塆人。

1938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共产党。曾担任（黄）陂孝（感）县北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孝感县第七区区长、汉孝陂军政联合办事处主任、县委社会部（后为城工部）部长兼县公安局局长等职。1945年，调往中共鄂豫边区党校学习。1946年，任云孝工委书记兼县长。1948年，中共云梦县委恢复后，任城工部部长兼副县长。

在解放前近10年中，饶率领游击队活动于汉川、云梦、孝感、汉阳、黄陂边区（包括今东西湖区辛安渡、东山、柏泉等农场及新沟镇），打击红、白、黄学地主武装，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设卡征税，保障新四军给养；袭击日伪军队，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多次“扫荡”；坚持敌后斗争，牵制国民党军队，打击伪政权，迎接解放等，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当地人民群众中，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建国后，曾任松滋县县长、中共松滋县委书记，中共荆州地委常委、行署副专员等职。

魏廷槐（1909—1981），江西兴国人。

1929年10月，任村农协委员兼暴动队宣传员，历任游击二十五纵队宣传队长；红二十二军第四团团部文书；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会计、科长等职。193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调中央教导团任供给主任。后参加长征。1935年11月，到达陕北，先后担任西北供给部驻瓦窑堡办事处主任、第二十五军团七十八师供给部长。抗日战争初期，历任太原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科长等职；1939年1月，奉调延安任军委后勤部秘书长，后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供给部政治委员兼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办事处主任、军需部副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军区军需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副部长兼中南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1955年1月，调任武汉市副市长。

1957年秋，在担任副市长期间，兼任东西湖围垦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坐木划子（小船）穿行于湖沼，实地勘测堤基走向，组织城市工人、居民、机关干部参加围垦义务劳动。经常深入现场，帮助解决围垦中的重大问题，使荒湖沼地变成武汉市副食品生产基地。他历年担任防汛指挥部副指挥长，并亲自巡视提防，东西湖柏泉的危堤就是在他巡视时发现并指挥维修加固的。1960年2月，任市政协副主席。

1968年，患病住院期间，恰遇汛情紧急，他坚持出院巡堤，终因体力不支，昏厥堤上，后长期住院治疗。1981年1月病逝。

姚雪垠（1910—1999），原名冠三，河南省邓县西乡姚营寨人。

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学习。入学不久参加了中共在开封领导的学潮，以“共党嫌疑”被捕。出狱后被学校开除，流浪北平，从此在失学失业中忍受贫穷，艰难地刻苦自学。1929年9月，以笔名“雪垠”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两个孤坟》。到1937年，已成为知名的青年作家。其作品受到茅盾、郭沫若等人的高度评价，《长夜》被誉为“五四”以后长篇小说的杰作之一。

1957年，被划为“极右派”，1958年8月，由武汉市下放到东西湖农场“监督劳动”。第一年被分配到荷包湖农场，第二年转到吴家山农场。在此期间，决定偷偷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一面承担紧张繁重的劳动，一面坚持秘密创作。出工或收工的路上进行构思，午休和晚上，将构思所得记在日记本上。1959年秋，他利用回武汉作协机关治病的机会，用十多天的时间，不分昼夜整理出《李自成》草稿数十万字。

1960年国庆节前夕，被摘掉“极右”帽子，分配到武汉市文联工作，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整理出《李自成》第一卷40多万字的初稿，于1963年秋出版。1975年，调入北京后，终于完成近40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后，仍关注着东西湖的发展，1991年4月，题词祝贺“东西湖在改革中阔步前进”。

张子由（1910－？），曾用名张义仁，山西省昔阳县韩家沟村人，小学文化程度。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 1938年1月，加入共产党。历任昔阳县抗日军政学校教员、县公安局指导员、县武装部长、区长、副县长等职。1947年9月，随军南下，历任团供给处副处长、团长等职。1949年5月，任华中局政研室秘书，后任中南局档案科科长、行政处处长、留守处主任等职。1955年4月，任武汉市委合作部、郊区工作部副部长。

1958年9月，任武汉市农管局党委第二书记。

1960年1月，历任武汉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市交通部副部长、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65年6月因私出国。

田振东（1912—1994），河北省武强县堤南村人。

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4月，加入共产党。历任区委书记，县委巡视员、社会部长、城工部长，县公安局长，市公安局长，县委书记等职。1949年1月，任天津市第五公安分局局长，同年南下湖南，先后任长沙市公安局科长、郴州专署公安处长。1952年9月，调武汉市任公安局消防处处长、硚口区公安局局长及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局长等职。

1954年，以后调入市郊农业战线工作，先后担任武汉市郊区办事处主任、洪山区区委书记、郊区区委书记。1960年2月，调任东西湖区委第一书记。1961年3月，调任武汉市委副食品生产委员会副书记，市委农委副书记及武汉市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副书记，城建委顾问等职。1981年1月，离职休养，享受副市级生活待遇。1994年10月12日，在武汉逝世。

张体学（1915—1973），原名体照，湖北黄安八里畈林塆（今属河南新县）人。

193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参加红军第二十五军独立营，不久加入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交通大队长等职，1934年随军西征，1935年转战到达陕北，任营政治委员。1938年5月，奉调黄冈中心县委常委、军事部长；10月，任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队长；12月，挺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任大队长。1941年，所部编入新四军第五师，历任第十四旅政治委员、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湘鄂赣军区副司令员、鄂东军区司令员等职。1947年后，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1949年初，担任鄂豫军区独立三师师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大冶地区党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1952年，调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1956年，任湖北省省长。

1957年，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要求将东西湖围垦工程列入国家计划；为使工程按计划要求顺利施工，亲自主持有关围垦工作的会议和省人委第30次全体会议，研究和决定东西湖围垦工程的有关问题；担任围垦工程总指挥部指挥长兼政委，签发省人委给国务院的加急电报，申请国务院同意驻省的十五军派一个师参加围垦工程的义务劳动，并转报中央军委批准；亲自动员和组织省直机关人员参加围垦义务劳动，使东西湖人民夙愿得以实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中断工作年余。1968年2月，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为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1973年，因病去世。

伍能光（1915—1996），四川省通江县苦草坝人。1915年10月24日生。1933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战争革命时期，任红四方面军党校司务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党校管理员，中央党校2部总务处处长，校务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合江省军区供给部部长，合江省财政厅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市财政局局长，武汉市财经委员第一副主任，武汉市委常委，副市长，书记处书记。中共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代表，1984年被中央组织部批准为副省级待遇。曾写过一本书名为《回顾与思索》，1994年在武汉出版社出版。

1957年12月28日，在担任副市长期间兼任东西湖围垦工程总指挥部第二副指挥长、东西湖围垦工程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后近20年间，他虽侧重分管武汉商业以及交通、城市建设工作，但没有忘记城郊农业的发展。他依靠和支持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深入农村，依靠广大农民群众，推进围堤开荒办农场工作，推进副食品生产基地建设，发展蔬菜生产，保障人民生活需要，发展天然渔业，加强人工养殖，大建鱼池实现精养高产。

1985年4月，任武汉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96年4月，在武汉病逝

周欣山（1916—？），又名胜张、兴山，安徽省无为县石涧二埠冯村人。

家庭贫寒。1938年6月，新四军江北游击队，同年8月，参加共产党。1948年9月——1954年9月，先后在豫皖苏工商分局、中洲农民银行、中南银行学校及中南银行任人事科长、副校长、副处长等职。1954年—1956年，在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三十中脱产学习。1956年8月，调武汉市水利局任党委副书记。

1957年12月，调任武汉市国营东西湖农管局副局长。1960年，任中共东西湖农管局党委副书记兼第一副局长，1964年8月，升任农管局局长，1966年5月，任书记兼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受到冲击。1970年4月，成立中共武汉市东西湖农场革委会核心小组（代行党委职权）时，为小组成员。在东西湖10余年任职期间，为农场的建立、建设和发展付出不少心血，作出贡献。

1970年7月，调出东西湖，先后任武汉市建设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及市农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冀晨曦（1917—1998），河北省枣强县冀王滩村人。1917年生于河北省枣强县冀王滩村。1938年加入共产党，历任河北省枣强县第四区工作员，第七区战委会干事、部长，区委委员兼青委会主任，冀南区二分区青委会组织部长、救国会组织部长，枣强县抗联青年部长等职。

建国后，先后任湖北省谷城县委书记，襄阳地委城工部长兼襄樊市委书记，襄阳专区公署专员，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厅长。

1960年，调东西湖农管局任副局长，1961年3月，任东西湖农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在主持东西湖农管局工作的五年里，切实贯彻省、市委确定的以粮为主、粮菜并重、大力发展副食品（包括畜牧业、渔业、林果业）生产方针和“三包一奖”（包产量产值、包上缴利润、包成本费用、超产节约有奖）的政策，使东西湖的面貌比初创时期有很大改观。

1966年9月后，调任武汉市委农委书记，武汉市农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市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86年，经批准享受副市级待遇，1987年离职休养，1994年，经批准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1998年8月3日，在武汉病逝。

方敬之（1921—？），曾用名杨元时，四川省新津县人，高中文化程度。

1938年5月，参加共产党，同年12月，在重庆全民通讯社任记者时，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941年后，在中央军委二局调研科军情组工作。1944年2月，调中央情报部西北公学学习，1945年9月，分配至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武汉解放后，先后担任市政府秘书处长、市建设局副局长兼党组书记、市防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市水利局长兼党组书记等职。

东西湖围垦时，任湖北省东西湖围垦工程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长。1958年1月，任东西湖农管局第一任局长兼东西湖区委第一书记，为东西湖围垦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及农场的建设作出贡献。

1960年3月，调任湖北省农业厅厅长、党组书记。1998年8月3日，在武汉病逝。

冉启法（1926—1997），重庆市北碚区人，四川乐山县武大附中毕业。

1951年3月参加工作，任共青团武汉市委员会(“共青团某某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某团委”)学习会政治辅导员、教员，武汉反贪污检查委员会汉阳检查组组长。1952年8月，任汉阳民主建设工作队组长。1953年—1957年，历任武汉市团委副科长、城建委常委、组织部长，水利局团委书记兼党办副主任。

1957年—1988年，在东西湖区工作。

参与东西湖垦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他是第一届东西湖区委委员、第一任团区委书记。曾担任棉粮二场党委副书记，吴家山农场场长、党委副书记，慈惠墩农场场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务，在湖区开发和建设过程中，与广大农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结下了深厚情谊，为改变湖区面貌作出贡献。

在任良种场党委书记、中等农业技校校长以及农科所所长期间，带领广大农业科研人员，将先进的科学生产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为农业增产增收积累经验；正确处理科研、教学、生产三者关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在取得丰富农业科研成果的同时，为农业生产发展培养、输送大批人才。

1972年2月，任东西湖农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1974年9月，任东西湖区委办公室主任，1978年1月，任区委副书记，1979年11月，任东西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副区长，1982年12月，任东西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此间，他为落实党的农业、农村、农民政策，积极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为建立东西湖区农工商联合总公司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特别注重农业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在全国性农业刊物上发表过不少学术论文，被聘为全国农业经济学会会员，华中农学院兼职研究员。

1988年3月退休后，担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委员会委员、顾问，继续关心农业经济发展，为全市农业发展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被聘为武汉市老龄科学研究院顾问。

王永亮（1930—1977），河南开封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1951年，毕业于中南军区医学院，大专文化程度，主治医师。生前系东西湖职工医院外科主任。长期从事临床外科工作，是该医院外科学科带头人。在手术治疗血吸虫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撰写的手术治疗血吸虫病的论文在《中华外科杂志》上发表，对血吸虫病晚期的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东西湖区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杨春衡（1930—1985），湖南省黔阳县塆滛乡人。1949年10月，参加解放军，后在解放军三十九军医学校毕业，分配到三十九军任助理军医。1955年，到二○一医院小儿科进修，1956年，由医生助理晋升为中尉军医，1958年，为支援地方建设到武汉市东西湖农场，被分配到东山农场卫生所担任医生。

1958年，杨和同事一起救助该场大批急性血吸虫感染病人，并和王金生、高俊杰等医师共同研究出新疗法，组织人员灭螺。“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五七大队、砖瓦厂接受改造，一面参加体力劳动，一面为群众治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回到东山卫生所，他已是只有右肾的病人，却忘我地工作着，以弥补10年的损失。1985年3月，因鼻咽癌病逝于武汉。